鄱阳湖畔的寓言叙事 冯 辉
鄱阳湖畔的寓言叙事——陈永林小说创作描述
冯辉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认识陈永林，那时，他应算是刚刚出道。我编发过他的作品，在编作之间有过很多往还。我不止一次为他的创作兴奋过、感动过。自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来对比十多年前的创作，情况如何？有变化的，也有"十年一贯制"的。你不能一味地要求作家不停地变化、变化。在写作上，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益的、进步的，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思想的深化、境界和艺术品格的提升。在文学领域和其他艺术领域，十年不变，甚至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作家艺术家多的是，最近有报载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动态，这个大作家就是"几十年一贯制"。而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特别是生活成长于我们这个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社会心理和物质条件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处于每几年都有恍若隔世般、翻天覆地般发展中的一个青年作家来说，他是必然产生若干变化的。一种生存目标达到后，接着会产生新的缺憾、新的要求、新的目标；一种生活状态和质量得以实现后紧接着会发现其他的生活状态与质量有待追求和提高；一种写作模式取得一定的效应后会发现此种模式的局限与单调，就会思考和寻找获得更好效应的途径与方法。陈永林的小说写作就出现了若干种变化：与过去更多的轮廓式、粗线条式有所不同，他试图写得更细腻一些、更富于变化一些、更立体一些；与过去常见的故事单纯化、结构程式化相比，他现在顾及到生活逻辑多种走向的可能性、顾及到叙事结构的多样化；他似乎也不满足于小小说表现其生活感触与文学才思的狭窄格局，他开始尝试把小说写得舒展一些，丰满一些，去尝试短篇乃至中篇的营构……这些新意，在《新房》《好人村长》这两个短篇里得到了令人欣喜的体现。我想，这些新的变化都会使作者本人感到兴奋，也会使熟悉陈永林的读者朋友们有清新之感；自然，这些变化意味着陈永林人生的成熟、社会认知的成熟和小说艺术修养的进步于深化。因而，这种变化在未来续下去。
然而，我所感受到的不限于上述变化。
我的参照物是陈永林十几年来的写作路线图，是一种纵的留意。除了留意到陈永林近作的若干变化外，我有一种突出的感受是深化与拓展。一个作家写作上的变化固然往往是一种走向复杂与成熟的过程，但是，某种艺术能量，某种情结，某种近似神话的人间活剧被长期抒写，被拓展着，被深化着，被有力地强化着--这意味着什么？同样意味着走向成熟，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正面的未知。
这是陈永林心灵的自传。既然是自传性，就意味着较多的，而且是鲜明的纪实性。"纪实"的印记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鄱阳湖畔。陈永林在一篇创作回顾中写到："25年前，我出生在鄱阳湖畔的一个低矮的泥坯屋里。那儿挺美，一开门，就能看见茫无边际的鄱阳湖。湖滩好宽阔，有茂盛的芦苇……还有密密的树林。但田地少，又是旱田，因而很穷。我因兄弟姐妹多，家里更穷，吃饭都吃不饱……"鄱阳湖畔，万物都在生长，又生长着多少年、多少代人的传奇啊。作者甚至多次地这样开始他的叙述："发了一天淫威的日头一跛一跛掉进鄱阳湖里了。浑厚的暮色徐徐降落。""夕阳坠下山时，她照例挎着一篮衣服来到鄱阳湖边。""日头坠入鄱阳湖后，村子里开始有了袅袅上升的炊烟。"鄱阳湖，夕阳西下，冬日或者夏天，然后视点移向村子。地点是同一的，但千变万化的是事件或者说故事。故事的叙述者离开过村子去读书，但这个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他的家不允许他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中学（县里的重点中学），于是他只能回到村子里。他走出村子做生意，打工，似乎都难以成功，还得回到村子。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挣脱这个村子，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融入到这个村子，他与这个村子格格不入。"我在村人的眼里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弄得我白天不敢出门，只有晚上到田野里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村人碰见我了，就在背后讲我想偷鸡摸狗。难怪白天见不到我，原来养精蓄锐好晚上活动。那时村里时时丢猪丢鸡，村里人就以为是我偷的。这些闲话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后，母亲气得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婚殇•后记》）陈永林是在失学前后就开始小说写作的。他的前期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极为出色地叙述过他的各种成长背景：读书、交友，生产队里的劳作。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更多地就是"我"。（《一盒饭菜票》、《花手帕》、《芳草萋萋》、《寒冬》、《最后的晚餐》。凡是以"我"为主人公的写作，都具有较多的陈永林的自传性质、纪实性质。在这类作品中，仅凭一种自我的情感故事、一种主观的历险与感受就能深深地打动读者。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自传式的真实，原生态式的真实，淳朴之至的真实，甚至是非虚构的真实。在我的印象里，《寒冬》和《最后的晚餐》的背景是"我"参军入伍的前后，参军入伍对陈永林来说是其人生中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两篇作品的故事可能有虚构，但我相信这两篇作品对陈永林来说将对成为永久的人生里程碑；对于文学来说，也是永久闪亮的艺术珍珠。
是的，在上世纪80年代，陈永林就写出了他的"成长小说"，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文学青年的生活道路。同文学史上很多成长小说类似，这些小说精彩地、富于感染力地叙述着一个男人在贫穷、被欺辱被损害、走投无路的境遇中人性的成长，情感的成长，性意识的成长，社会认知的成长。--总之是一种心灵的成长，心灵的被熔炼，被锻打，被造型。人们都熟知，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心灵的成长与成熟都来自于那童年的生活记忆，少年的涉世磨难，青年的情感阅历。真实生活的、伴随着生理成长的经验，包括对文学乳汁的吮吸与品味、求索与滋养，逐渐地熔铸成了作家的心灵。作为这种心灵的一种能量释放的方式、一种外化的文本形式，这就是陈永林的心灵自传式的写作，我还想说是一种寓言式的小说写作。
陈永林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是这样一种作家：他的生活的观念、人生观念，以及他的文学意识（准确的说法应为写作意识）是一种唯物（如果尚未上升为主义）型的，即在他看来，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那些事物、那种存在是第一性的，那些事物通过某种努力加以改变是第一性的；而可能存在着，但既看不见、摸不着，即使通过某种努力也难以掌控的事物，比如未知与世界的未来，人的形而上精神与虚无的存在，这些是第二性的。他只相信经验，只相信直觉，浅显地说，他只相信生活。他相信生活的无比强大，对他而言，没有比生活的重量更沉重更崇高的东西，他只是同生活交往，同生活斗争，同现实周旋，在与现实的虚与委蛇中赢得生活，赢得胜利。在严峻、险恶的生活之外，陈永林没有遭遇过其他的危机与敌人。所以说，陈永林的人生观念是经验性的，经验性渗透进他的意识本能，而不是外部置入的理念灌注。可以想象，在他三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他肯定多次地遭遇形形色色置入性的教导、熏陶甚至耳提面命，看来显然是无效的，这个文学青年不会在意，不会相信。我想，这是因为，没有一种说教或熏染能够驱散他童年记忆的灰暗与寒冷，能够冰释他少年磨难的屈辱与怨愤；也没有一种理念让他感觉到美丽无比、感到值得忘记自己往日的传奇，去追求并未展现在眼前的金光大道。我也相信，在陈永林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他会看到更多的以前闻所未闻的生活神话，乃至他人各种各样的人生传奇，那些神话和人生传奇或许印证着"学问"、世故、神圣、忌讳等，可我同样相信，这些在陈永林那里，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浅陋的、低劣的游戏，这些游戏只能成为陈永林心智上被排斥、被嘲笑，在其笔下成为被揭示、被谐谑、戏耍的对象。
因而，生活，人的故事，在陈永林的文学意识里，在他的小说笔下，就只能是若干种寓言。
这是一些关于一个男人成长的寓言。是关于一个人由低向高前行的生活道路；关于一个人进入一种社会环境、再进入另一种社会环境、经历各种社会环境的渐变、量变到一种飞跃之变而获得的经验与感悟；关于一个人成为现实中的一份子，一种在现实关系中成为抗衡的力量乃至成为某种现实的异数或敌人，并同现实进行角力。这里有心智、有诡计、有陷阱、有欺骗、有妥协与对峙。《塑造男人》、《唢呐呜咽》、《村长为啥不得病》、《土筐•土车》，《寒冬》、《最后的晚餐》、《毒不死的狗》等都属于这类寓言。
这是一些关于感悟人性，或为人性而感动的寓言。是关于心灵最颠峰的情感，也是最人类性、天伦性的因而也最能够催人泪下的寓言；你能不能不为《花头巾》中的母亲、女儿而哭；你不能不为《粗瓷花碗》中的红桃而叹息；即使在穷困的农村，一个少妇想拥有一张"席梦思"床榻也不算太大的困难，可尽管一张床何其渺小，却能够演绎出最为人性化的悲剧与喜剧（《床》）；还有《奶奶的名字》，一个农村老太婆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她应该拥有一个名字。这也是一种关于一个男人性意识的萌发、冲动与进入自然状态的寓言，这些寓言均牵带着强烈火焰般的情感力量，富于冲击力。《一盒饭菜票》、《花手帕》、《芳草萋萋》纯情之至；《门没上闩》、《湖边的错误》、《绿色绯面日记本》、《新房》等等，既有火辣的本能、率直的冲动，又富于情感的感染力、人性的复杂莫测，既明快，又有戏剧的吸引力。
还有一些关于"政治"的寓言。我相信陈永林是个不关心政治、生活中也不问政治的人，我断定他没有"政治意识"。然而，生活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人与人群的关系）具有高度的"政治"因素，因而我们的社会生活渗透着太多的"政治"。农民与村干部，上级与下级，权力与利益，"政治"之手常在，而人性、公正、理性与伦理常因"政治"而梗阻。陈永林在这个领域用心较少，我过去毫无印象，读者们恐怕也鲜有注意。但这么个小的方面却写得很有意思。《精简》很典型，我想，陈永林的"政治"观就集中体现其中。乡里要精简人，但在几个领导干部的意识里，"精简"工作决不意味着自己利益的删减，任务要"完成"，同时私利也要落实，才算皆大欢喜。比如辞掉门卫，改为养狗，谁牵来一只狗可领400元养狗费和一年1000元医疗费。如此等等。这个乡的头头们确有水平，他们的对策机智到家，幽默到家。《父子》写到选队长，两个候选人旗鼓相当，这就看谁有绝招了。狗眼爹强施苦肉计，让儿子夜半捉奸以彰显大义灭亲，终于选举得逞。这个乡间喜剧典型而深刻。在很多人眼里，村长与村会计常常是"一丘之貉"，但《狗日的》没有这么写，而写村会计兵不血刃地骗得村长一回。仿佛告诉读者，干部之间为了私利也许会勾勾搭搭，相互骗骗，但如遇"血亲利害"，则毫不含糊。
为什么说陈永林的创作是一种寓言故事，而不说是小说叙事呢？是以为陈的写作称不上是小说叙事吗？这里议论几点。首先，按我的理解，小说叙事是大概念，其中蕴涵着诸种小概念。比如神话叙事，纪实叙事，戏剧叙事，奇幻叙事等。所谓寓言叙事，也算其中之一。寓言叙事，其思维起点如前论及，在于经验与直觉，反映在小说写作上，就是鲜明的自传色彩与充分的纪实元素。人们谈小说，往往将虚构绝对化，甚至唯一化，似乎无虚构即无小说，往往忽视一些经典小说叙事中的纪实元素与自传色彩，这显然是一种缺失与误认。《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固然煌煌，那么，古代诸子中数不尽的寓言如何呢？《伊索寓言》如何呢？不同样居于文学经典的庙堂之上吗？自然，寓言自有其独具的优长。寓言的思想投向性往往单刀直入，直接诉诸人们经验领域，所指明快，而不寻求隐喻与象征。事实上，在当代作家的小说写作中，寓言型的叙事当属主流姿态。
作为一种寓言型的叙事，在陈永林的叙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典型角色。这些角色同样诞生，成型于作家的儿童记忆、少年经历和成人的阅历，他们栖居在陈永林的心灵世界，在这些角色上，寄托着叙事人永恒的爱与恨、怀念与厌恶、歌吟与剖示。
这些角色分别是父亲/母亲；情人/女人；村长/老板；兄弟/伙伴。
在这些倾注着叙事人发自灵魂深处的诸种情感的角色里，关于爱、怀念、眷恋的对象不必多说；而关于恨，否定，恶与丑，那就是"村长"（和少数变体）这一角色所集中甚至重复体现的，读陈永林的小说，这会是一种显著的感受。在此特别一提。
还有，陈永林的叙事语言也是寓言化的，简练，晓畅。
对于陈永林的写作，还要说点什么呢？那就是，陈永林的文学敏感性和艺术感受力都很强，这将促使他的寓言叙事呈现出新拓展和思维的深度，对其写作的生命力也可给予期待。
（载《红豆》杂志2007年9月上）
[[i] 本帖最后由 陈永林 于 2007-12-22 10:34 编辑 [/i]] 一字一句读完，感觉对陈老师的认识在一点一点增加。向陈老师学习！ 谢谢曼倩光临寒舍! 学习 很喜欢冯老师这篇评论。很具体很到位,而且能从我的小说里看到我的人，冯老师太厉害了。
一点感受
评与写与时俱进，人和文一样上乘。以前，陈老师的作品我反反复复读了不少，当时只觉得好但就是说不出来；这下好了，冯老师的评论点燃了我品味文学的一盏灯，眼前好明亮呀！ 学习了 夏阳来过，认真研读过这篇评论，留一个脚印存念。:handshake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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