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陈永林和他的小小说 杨廷贵
解读陈永林和他的小小说杨廷贵
1996年7月，江西省作家协会为陈永林组织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与会人员为其小小年纪成绩突出而嗟叹不已。一位评论家说：“读他的小说，想像不出作者只有24岁。”
陈永林1972年生于江西都昌农村，中学毕业后贩过蔬菜，拉过人力车，烧过锅炉，当过兵。他十七岁时开始发表小说，并在九江市获奖。到目前为止，已在全国四百余家报刊发表微型小说1500余篇，其中400余篇被《小说选刊》《读者》《作家文摘》等各种报刊转载与收录各种选集选本，曾60多次获得江西省谷雨文学奖、《人民日报》、《小说月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文学报》等优秀作品奖、征文奖。有的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古瓶》等小说还被编人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出版的《高中现代文阅读》《中学语文》、《初中语文读本》等教材。已出版小说集《婚殇》、《红豆手镯》、《栽种爱情》等六部小小说集。
如此年龄就获得文学上的如此成就，陈永林靠了什么样的魔法和神秘的力量呢?
我于是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后来我很认真地研读了他的许多小小说，似乎从中把握住了什么。不知谁说过，阅读不是与作品中的人物交流，而是与作家对话。我与陈永林虽在同一块土壤里生长，但在年龄上我应该是他的长辈。可是，在他的作品中同他交流时，我仿佛在乡居屋檐下、田塍边、稻草堆旁，同一位饱经忧患的同龄人交谈；我们一起在鄱阳湖边散步，一起诉说我们身边这块贫脊的土地上，发生的许多不起眼的、或者惊心动魄的人和事，还有自己的一些不幸，然后我们又相约离开这里，到城里走走，在城里的时候我们又常常牵挂着乡下——在陈永林的语境和其所创造的艺术情境中，我所面对的隐藏在纸背幽幽地诉说的作者，与陈永林的实际年龄和生活阅历实在相去甚远。
是的，陈永林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难道农村孩子就一定会蕴有一种先天的忧患意识、悲剧意识么?在他的作品中，光“殇”字系列，就有整整的一百篇，还有不少的“祭”字系列。仅《白鸽子•黑鸽子》这本小说集，就有《镜殇》、《鼓殇》、《瓶殇》、《梦殇》、《盒殇》等。不光这明码标“殇”的作品占了相当数量，就是其它作品，也几乎很少读到皆大欢喜的结局，读到阳光明媚的春天。在这些涂抹了悲剧色彩的篇什中，陈永林选取了各种不同的层面，着力于生活的描摹。《鼓殇》以现实主义姿态，批判了闾里以权谋私和对普通百姓的愚弄，读到结尾时令人震撼。但这样的悲剧只是停留在社会、道德伦理的层面，缺乏对人生的深层关注。《疯》里的牛子，文革时因是“黑五类”，故装疯卖傻逃避批斗，村里人视其不再是正常人，不但不再斗争他，有许多事也不避讳他，他于是见了别人许多偷鸡摸狗的龌龊事。后来他被平反了，不用再装疯卖傻了，却招致了那些蝇营狗苟之徒的嫉嫌，包括他的偷奸的妻子——他最终精神崩溃、真的疯了!这比《鼓殇》进了一步，从社会的层面深入到了人性的层面。我以为更加深刻的要数《一束玫瑰》等一些篇章了。母亲有婚外恋，小小的儿子窥见后竭力反对；母亲最终选择了儿子。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令人读出了人生的真谛。人往往生活在悖论中进行着艰难的选择；生之苦难又无不以其难以捉摸的、不经意的情节折磨人。这种揭示才具有真正的悲剧性质，因为它来自人的内心，同时又是人生的绝对性命题。在这样的深处必然会生出一种崇高的情感来。母亲选择了儿子，其实就是伟大的母爱战胜了某种欲念的结果。陈永林笔下的悲剧性描述，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层面游弋。
这样的沉重，在陈永林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流泻而出，他所“编造”的林林总总的许多故事，决不是外表的、简单同一的、客观的真实，而是由他从小获得某种特殊体验而潜伏在心灵的独特感受所支配的、几乎是身不由己的文字操作，如同普鲁斯特所述，是由感觉和回忆组成的真实世界。难怪郑万隆说，他在处理素材时“常常凭着遥远、朦胧甚至有点神秘的感觉来写。”难怪陈永林的小说中，同名的山子、月子出现频率最高(篇与篇之间没有任何勾连，彼山子月子不是此山子月子)，这些人名作为一种神秘的符号，让作者刻骨铭心一般保留在心理深层而常常难以自制地流露出来。他的悲剧意识也自然因为儿时的某种机缘播种并根植了下来，他的热爱文学的天性，令他执着而又热烈地趴在格子上进行着超量的心理诉求……
昆德拉说，他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女人生出来的”，而是诞生在情境、句子和隐喻之中，而隐喻则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因而小说中的人物，即使真实可信，也并非作家所亲历。故尔陈永林的年轻，不能构成他阅历不丰的写作障碍，相反，富有激情的年龄，幼年心理映象的不断显现，当更富于创造性。昆德拉说他的人物总是越过了自己圈定的界线。而“对界线的跨越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对陈永林和他的小说，我只能作这样的解读。
原刊<<文艺报>>2003年10月21日 苦难堆积成一个小小说的奇才！
:) 可惜写此文的杨廷贵老师上个月走了，很痛心，才59岁。很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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