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小老插万春生
无锡小老插万春生雪花簌簌地拍打着窗户，外面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时起时伏，妻子和儿女们都在客厅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我，悠然地点燃了一支烟，坐在靠窗的写字台前，望着外面忽闪忽闪的烟花，忆起了往昔，想起了当年的无锡小老插万春生……
那是公元一九六九年的除夕。
傍晚，因造反派们都吵着要回家过年，没有人肯看守，“司令部”特赦我回家过年。
早就听送饭给我的父亲说，家里住了个无锡“下放户”，一个视力很弱的四十多岁的瘦女人，还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一踏上墩子，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你——瘦削矮小的身子，穿一件灰吧溜旧的棉袄，好像没有几个扣子，是用一根带子系着的，颈项里套着个黑毛线织的项圈，头上带着个狗耳朵帽。
你正用两只铅筒，吃力地挑水帮我家“满水缸”（一种家乡的习俗）。你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大哥”，我苦笑着帮你把大半铅桶水倒进了水缸。这时，我才看清了你的脸——白皙无血色的脸皮上嵌着一对无神的大眼，微翘的嘴唇包不住与年龄不相称的揿齿——严重的营养不良。
晚上，天阴沉沉的、黑蒙蒙的，雪花稀稀疏疏地飘着，三间丁头府的小茅草屋里点着一盏没罩子的煤油灯，桌上放着一大盘子大蒜拌卜页，一小盘咸菜齁豆腐，还有一大碗生产队里分的猪肉做的主菜——红烧肉。我的父亲母亲拉你和我们坐在一起吃“守岁酒”，你硬是不肯动筷子，坚持从你那摆在我家门堂里的小锅箱里盛了四碗菜粥，邀我们吃。我妈禁不住地哭了，你也哭了，哭得是那么的嚎啕……
在你的泣诉中，我才知道——
你妈妈和妹妹回无锡过年了，因为没钱打船票，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苏北过“革命化的春节”。你家从无锡倒是带来了一张“宁波床”，可是，我家屋小，没法支，就只好在明间里用麦秸草打了一个“地铺”……
你就蜷缩在“地铺上”，呜咽了一夜；我就在桌子旁，静坐了一夜；我的父母躺在床上，饮泣了一夜……农历己酉年的除夕夜我们就是这样过的……
大年初一上午，我被造反派拉去“游乡”。我的颈项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XXX”的大牌子，被两个拿枪的民兵押着，走在最前面，我的身后跟着一大串的“革命群众”，他们高举着“红宝书”，高呼着“打倒XXX”的“革命口号”……
当“革命队伍”来到我们共同的“故乡” ——大桥人民公社大勤大队第一生产队时，生产队的大场上已经簇满了我的家乡父老。我没有心思听我的一个叫冯正余的儿时的同学用“八路军的土喇叭”大声向一队的全体社员宣读我的“十大罪状”，我却在人堆里找你——我的房客小老插。
我看到你了——还是那件棉袄，还是那顶帽子，你一只手拄着一只长柄粪舀子，一只手不停地擦着挂在你那稚嫩的脸上的泪水……
这是一个历史的镜头，它，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你搬出了我家，我也把那间我们共同守过岁的茅草房拆了，带着我的父母，带着一腔的惶恐，远离了……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现在，我已退休，父母已故，儿女都大学毕业了。你的父母还健在吗？你那当时八九岁的妹妹也应有四十岁了吧，可惜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雪花在悠悠地飘着，鞭炮在不停地响着——我的无锡小老插万春生，你在那里？ 希望文友帮作者寻找万春生，他是从无锡东门“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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