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了的记忆（散文组）已添加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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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广西灵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梁重懋[/size][/font][size=10.5pt][/siz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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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6]老去了的记忆
[/size] （散 文 ）
现在我老家的那一带村落都叫六加村。六加村的全称是广西灵山县烟墩镇六加村委会，由七八条自然村组成，20个姓氏，有歌唱：陈李黄何曾，商梁施赖周，零凌黎雷卢，杨邱蒙范苏，五千多口人。据老一辈人说，六加以前叫绿嘉，可那都是读书人写的，村里人一代代没几个读过书，本地方言六和绿同音，贪图好记，好写，就渐渐变为六家或六加了，到了这几十年，就统一成六加了。六加以前远不止这几条村子，是广西横县南乡镇的一个乡，地盘比现在大好几倍。以前的六加除了一个叫邓塘的村子住一些壮族人说壮话以外，大多数人都是汉族，都说一种叫“横州话”的汉语方言。以前烟墩辖属灵山县，而灵山县则辖属广东省。解放后，以前六加的一部分村落二出二进烟墩管辖，而现在的灵山县又早已划归广西，我们那一带就被人称为“老广西”了。
我老家就是现在的六加村委会里的一条自然村，名为魁第村。据族谱载，村里于清朝中后期出过一个四品文官及一个四品武官，文为梁天琛，武为梁万里，现在还保留着一座镬耳楼和一座别院为证。镬耳楼拆了半座，而别院里，由于“文革”时期村里人与“红卫兵”斗智斗勇，那些出巡时衙役们举的“肃静”、“回避”等的牌子还在。村里那一时期的秀才之类的低等生，陆陆续续还有过十来个，但都不成什么气候。魁第村这村名，听说是因了文进士梁天琛得了一块“文魁匾”后而另起名的，以前叫什么，不得而知。现在，这村名在外面有多种叫法，有叫圩地村的，有叫魁地村的，具是因为“横州话”与“烟墩话”发音不同的缘故。魁第村里的人都姓梁，同一个祖宗，2000多人口，在方圆十几里算是大族了。
据老人说，过去的风水先生称整条村是“船地”。是不是“船地”，我自然不知道，但村边有一条小河缠绕而过，却也不得不佩服先人的想象力。小河的两岸，靠村子这边种有很多竹子和荔枝树，远远看去，颇有一点像一艘大船船头上的绿帆。小河里平常没什么水，小时候过江去读书，水淹不过膝盖，天气若不冷，赤着脚走在软绵绵舒松的沙滩上，自是一番享受。记得小时候小江里的沙子很纯，没什么泥互混，捧上一捧在手指的间隙漏下，漏完了拍拍手，往衣服上擦也擦不出什么痕迹来。小时候常常在沙滩上玩“骑马打架”。“骑马打架”是小孩子的一种游戏，一群人，分成两队，每队分成若干组，每组二人，一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上面是兵，下面是马，这一队先出一兵一马，那一队也出一兵一马，便开架了。马只管站稳脚跟，移动架势，由上面的兵互推，或扯，兵跌下马来，这一个回合便算输了，再派另一组上阵，打到对方不剩一兵一马为赢。我小时候玩这种游戏时很不守规则，装兵时，明明说过不许咬人不许掐人，眼见自己是撑不住了，突然出手往对方脸上或者屁股上用力狠狠一掐，对方“呀”的一声便跌落马了。这时候对方肯定呱呱乱叫，说我的不是，而我，却哈哈大笑：“哪有打仗不防敌人偷袭的？兵不厌诈嘛！”。平时，我大多装兵，极少扮马，一是因为自己的力气不够，二是我不喜欢别人骑在我的头上，更讨厌别人冷不防放出来的臭屁，在这件事上，伙伴们都依着我，我的学习不错，谁都有抄我的作业的便利。偶尔，我也扮马，不是因为人手不够，就是因为和人打赌。我扮马时也有我的绝招。这一招就是还没等人喊开始，对方的人马刚一站出队列，我早已冲到他们的跟前，扯了人就跑。或者，在下面冷不防给对方来一个“扫堂腿”。这就要事先和自己的搭当密语。
我的童年分别在几个地方度过，但绝大部分是在村里。我有记忆应该是在两岁半左右，一九七零年的春天。有一个我称做二十公的人就是那年春天结婚的，他结婚的场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记得最清楚的是“跳床”和吹锁呐的人被大队干部抓走的事。就在大人们在老家那座老院子里挑水、洗菜、煮饭，进进出出的时候，我被一个老女人拉着和几个小孩子一起去新房，被抱上新床上蹦蹦跳跳，然后每个人得了几颗糖。大门口有几个吹锁呐的人，吹着吹着，突然间整个场面一阵大乱，有的人扔下手中的锁呐就跑，有的人抢过别人的活儿就干，来不及跑又没有活儿干的，都钻进桌子底下或柴堆里了，却都还露出一截屁股在外面颤抖。过了一会儿，几个戴红袖章的人进了院子东翻西找，硬是用绳子绑了几个人走了。
许多记忆尽管都已老去了，却还历历在目。b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14 20:24 编辑 [/i]] [size=5]八角垌的水碾
[/size] 儿时常玩的许多地方，大体上都被岁月冲刷掉了，抑或，被蓬勃生长的杂草掩盖了。
若八角垌的水碾能保留至今，定是一道不错的风景。那时候村子周围的山岭还生长着许多松树，密密麻麻，郁郁葱葱。村头村尾也都由樟树梧桐等等许多大树以及许多大簕竹船篙竹箪竹掩映着，除了夏天偶尔发洪水咆哮着黄泥水之外，村前的小江都流淌着浅浅的清水。
八角垌只是一个小地名。农村人给自己的土地取名字比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还讲究，也勤快。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活动的场所顶多也就三五平方公里，然而跨不过一二百米，玩的地名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家那地方叫马路尾，往左是马路头，往右叫马转盆，马转盆靠后三五米叫火砖山，对面是六加塘，斜对面是缸瓦窑，缸瓦窑再斜对面是旧村地……数不胜数。给人取名是为了区分不同的人，给地取名，想必也是这个道理。不难想象，八角垌是因为有八个角而取的。站在八角垌那地方，依山、依水、依田垌，八个方向。水占了两个角，由东而来，顺西而去。其余是田垌，是矮岭。其实只是小江，落差并不大，先人之所以在那地方拦坝做水碾，想必是看中那地方江面窄，而且江的两岸有两座小岭突出来，取泥容易的缘故。水坝是由一些木桩及花岗石筑泥而成的，坝面不高，一米多两米的样子，也不宽，超不过两米半。远远看去，水碾由一架水车及几间低矮的瓦屋组成，像黑黑的村妇戴着一顶篾笠躲在竹影里休息一样，欲露还羞。瓦屋里有一条由花岗岩做成的石槽，一座木架子撑着一块圆圆的石碾在槽里，若是有人挑了谷子来碾，那个看碾的主人和挑谷子来的人搭了几句话，拿出一只竹筒从箪子里量了一筒谷子或半筒往屋角的那只箪子里一倒，再把谷子往碾槽里一倾，均匀了，便拉水闸门去了。
小时候我跟母亲去过好几次八角垌的水碾屋碾米。往往，母亲是不允许小孩子跟她去的，许是由于我们走得太慢影响她快去快回的缘故，许是害怕照看不到怕我们去玩水一不小心掉水里的缘故，总之，每一次挑谷子去碾，她都是有意避开我们的。我常常有意要跟母亲去碾米，却常常把如意算盘一不小心给拨错了。
我家的米缸大多数情况下都由祖母掌管着，每餐该煮多少筒米，是煮粥还是煮饭，或者是煮木薯饭，一般情况下都向祖母汇报，由她定夺。因而，米缸里还有多少筒米，祖母最清楚。记得有一次，祖母和母亲从生产队里做工回来，母亲照惯例挑起尿桶想去菜园，祖母却把她叫住了，说米缸里只有两筒米了，勉强够一餐了，叫母亲挑半担谷子去碾。好象那时候生产队里刚分了一箪红薯不久，母亲想了想，很小声地提醒祖母家里的谷子还有多少可以碾，在一两天里是否可以用红薯将就一下子。祖母同意了母亲的少放点米多放点红薯将就一两天的建议，但最迟第二天要把谷子碾好。那时候我在旁边玩，心里便默默记下了母亲准备挑谷子去碾的事。
母亲挑谷子去碾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她防我跟去还恐防不及，更不可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去了。而我， 人虽小，却一肚子坏水，更是知道直接向母亲打探的后果的。这可害苦了我，一整天哪里也不敢去，生怕一不留神母亲便挑了谷子出门。因而，无论母亲是去生产队做工还是去菜园，或是去邻居家谈点什么事，或是背了药箱要去给谁看病，只要她的身影一动，脚步子弄出一点声响，我都会像一只小老鼠一样探出头来看个究竟。
在我和母亲相处的有限的十二年的日子里，我没见过母亲会有哪一天是闲着的。母亲的每一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象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西方下落一样。清晨，当太阳还在东边那座山背沉睡的时候，母亲却已早早起来了，挑起灶边那对木桶向村里的水井挑水去了。而当灶房的大水缸已满，太阳才翻了一下子身。等到太阳再翻身露出半边屁股的时候，家里那头小猪已到院子外面撒完了两泡尿回来了。这时候，母亲也已从菜园里回来了，给猪丢了一把可口的菜叶子就走。吹哨子出工是那个年代最常见也是最普通的集合社员们做工的方式，就像现在学校里的上课下课一样。那时候的哨子是权力的象征，人要是有一只哨子用绳系着挂在脖子上，那总是不自而然地吸纳众人投来的许多敬畏的眼光，从而把自己托得高高在上。那脖子上套着用绳子系着的哨子的人，往往是生产队长、副队长，要不，就是生产队长极其信任的人。每天，当那脖子上套着哨子的人解下哨子站在高高高的泥岗上用力一吹，响声过后，大喊一声：“出工咯！男人到大车岭耙田，女人到马口垌拔秧！”反复三五次之后，便由社员们互相转告着，约着挑起农具像拉屎的羊一样懒洋洋地往田间地头走去了。也许，因为母亲是生产队长，由兼着卫生员的缘故，她这个生产队里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通常，听到哨子声，总是第一个离开家园的人，而且一边挑着农具一边邀着住在邻近的叔娘伯母小姑大姐们，一路上虽然懒散，却也有说有笑。
那天母亲忙完生产队里的工作以后回到家时天色将晚。想必一整天母亲都在惦记碾米的事，想必也是怕祖母的责骂，想必，她更担心的是一家人的肚子都空着，她的脚刚进屋，便找出箩箪舀谷子去了。祖母是一个极其小气的人，这是多年来的苦难养成的。祖母从生产队里收工回来以后就忙着家里的事，忙着忙着，见不到母亲的影子，于是嘴里便喃着，喃的都是母亲的不是，喃母亲工分不比别人多一厘人家都走完了自己却还留在田里，喃母亲当初就不该学什么医现在随时有人找钱也不能多得一分，喃母亲生产队里分红薯时专挑小的要简直不是人等等，喃到抬头见了母亲的影子，顿时便骂开了：你去哪死回来？挑担谷子去碾死得你么？一直骂到母亲挑着谷子闪出院子，而母亲，却连半句话也不敢出声。
我知道母亲是委屈的。我一声不响地跟在她身后，可是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母亲也需要小孩子的安慰。我跟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去水碾屋玩。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天上红鲤鱼鳞似的云朵一层叠着一层，整个天空像放了一群群红鲤鱼出来游玩，鲤鱼一条追着一条，一群逐着一群，仿佛天边有着无数的食物任由它们抢食一样。地上只有几丝儿风，风是从母亲挑着的装有半担谷子的箩箪里晃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压在母亲肩膀上的那根扁担上跑出来的。我一直跟着母亲跑，我穿着一条开了几个洞裂了几条缝的短裤一直跟着母亲跑，我赤着脚拼骂命地跑。我跳过水沟，约过田坎，闪着石子，还躲着许多匆匆忙忙赶路的人。
“快跟上！不要被狗咬了！”快到八角垌水碾屋的时候，母亲停下来，说。
母亲发现我了。不，母亲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发现我了，她假装不知道而已。我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一切都满得过母亲，却不想，母亲是有意放了我一马。我跟上母亲，对母亲裂着嘴笑。我从不怕母亲，母亲虽然也常常骂我们，骂起来却小声得很，像一只小蚊子一样在耳边嗡嗡两下就飞跑了。有时侯，听她骂人的声音，还是一种享受呢！可是父亲不同，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做了他看不顺眼的事，他不但骂，还边骂边找棍子，还没等骂完，棍子已落到我们的屁股上了。幸好那时候的父亲不常在家，他要去外地教书，任凭他的手有多痒，也不可能打老远的地方把手伸回来打我们的屁股。
八角垌的水碾屋里有一群恶狗，这是村里人谁都知道的事。狗终究是狗，是人类几千年来训养出来的动物，终究是听主人话的，因而，说狗恶，那只是主人不在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水碾屋的主人往往都在，谁要是挑了谷子去，远远地叫一声来碾米啦！狗虽气势汹汹地跑出来，还没跑几步，屋里的主人吆喝一声“死狗，想死咩？来的是客人！”，却又对挑谷子的人摇头摆尾了，甚至还贴着挑谷子的裤脚嗅，嗅出了味，想必第二次挑谷子来时狗已懒得跑出来虚张声势了。
水碾屋里的狗应该是认得母亲的，可那时候已是将暗未暗，说不准狗还是一群近视狗，因而母亲刚上了一道坡远远地看见水碾屋时，隔了一垌田便在水碾那边对我和母亲叫开了。而母亲，听到狗叫，也扯着嗓子对水碾屋那边喊：“喂……碾……米……来……了！”我真不相信母亲的嗓子会是那么的宽，她的一声吆喝，四周居然还传回了回声，而且还是那么的尖，在八角垌周围荡来荡去，最终像一首曲子一样，难怪狗们听到她的那一身声吆喝后并没沿着田埂冲过来，而是汪汪叫了几声后就缩回去了。那一定是母亲歌一样的声音打动了狗们，狗们一定是想，声音那么好听，来人肯定是好人。当然，母亲的裤脚已让狗们嗅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想必它们早知道母亲是好人了。
母亲在屋子里放好谷子，水碾的主人从江边踱回来了。水碾的主人是一个精瘦的男人，背有点驼，一只脚长一只脚短，手上拿着一扎青菜，湿淋淋的随手丢进了侧门旁的一只竹篮里。三嫂你又来碾米了？那人只问了一句，朝母亲挑来的谷箪里看了看，用一只竹筒量了半筒谷子倒进屋角的瓦缸里就忙开了。
母亲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碾槽。碾主人不停地跟着碾盆转，把那些从碾槽里跳出来的谷子又扫回去。母亲的眼睛利得很，有时侯碾主人稍微粗心了点，漏了三五粒，母亲就跟上前去，弯了腰捡了把它们放回碾槽里去。
趁母亲专心碾米的空档，我试着偷跑到外面去看水车转。水车除了带动石碾转以外，还把一筒筒水从江里提上来倒进一条水沟里。可是还没等我看它倒上几筒，母亲却一次次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我抓回屋里去了。
至今，我也不知道用水碾碾一担谷子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时间的概念，现在想知道，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得一试了。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7 20:38 编辑 [/i]] [size=6] 公 家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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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跟母亲去吃过几回公家饭。
是公家饭，自然是公家出钱买米买菜请人煮的，吃的人不用掏腰包。能吃上公家饭的，那肯定都是些公家人。
母亲沾点公家人的边。母亲是共产党员，还兼着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和卫生员，一年到头来能吃上几回公家饭不出为奇。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公家饭其实就是现在的工作餐或者会议餐，只不过，现在的工作餐或者会议餐都大张旗鼓罢了。其实，细想，大张旗鼓的不是人，而是社会。那个时代有豪华的酒楼吗？没有。有高档的烟酒吗？没有。有空调吗？没有。
在什么也没有的那个年代，偶尔，母亲也去公社开会。至于开什么会，我无从知晓，只知道母亲去公社开会肯定有公家饭吃。母亲去哪里都不轻易带上我，但有公家饭吃的时候，总会想起我。去之前，母亲也总是向祖母征求意见，说什么时候带我去公社开会，又什么时候回来。在这件事上，祖母从来没有反过。
在我小时候的脑子里，公社和烟墩街是同一个概念，去公社就是去烟墩街，去烟墩街就是去公社。从我们家到公社并不远，大约是六七公里的路程，而且还是铺有沙子的公路。成年人若是大踏步地赶，走半个钟头就到，时间若是不紧，慢一点四十分钟左右也可以了。母亲的脚步往往是放得很快的，我在后面几乎是小跑着追赶。有时候我实在是追不上了，她会停下来，笑笑，小声地问：“你不想吃肉肉啦？”于是，我便又来了力气，继续追赶着。有时候他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她就不会理我，自己走自己的，顶多在前面掉过头来大声喊：“你自己慢慢走吧，到市场等我！”
市场里除了星期天有点东西卖以外，别的时候都是空荡荡的，连闲得慌的蚊子也不见多几只。母亲她们开会后吃饭的地方就设在市场内。市场由两间大瓦屋组成。大瓦屋的四周没有墙，每个五六米就有一根用火转砌成的柱子撑着，柱子横排几行，竖也几列，顶上圆圆大大的方条横七竖八地交叉着。两座大瓦屋一高一矮，还隔了天井，有无六级石阶连着。
无论我是跟着母亲一起到街上，还是自己一个人慢吞吞来到，这时候我都不会再跟着母亲了。说是跟母亲去开会，其实我从来没有跟她去过会场，甚至不知道会场在什么地方，我的到来，只不过是为了吃一餐有肉的公家饭罢了。
等待母亲散会的时间是最漫长的，也是最难打发的。这时候，好在我自己一个人也会玩得很开心。我会捡了一块瓦片把它磨得光光的当车轮子转着玩，或者，我会找一个有水沟的地方用沙子堆几座小水坝，用上游积满了的水冲毁下游的堤坝，再或者，干脆就找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子到水塘边捡了瓦片比赛打水漂。当然，街上的孩子有几个是专门欺负农村孩子的，不过我不怕，我手里常常拿着石头或者一根棍子，若是有人胆敢欺负我，我手里的棍子也不是吃素的。我在家里用石头砸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了，有一次砸中了一个小孩的脑袋，他那流了满脸血的样子吓得我好几天都不敢出门，还被人家的父母带着小孩子到家里来兴师问罪。
玩的时候，我也并非只顾着玩。也许是想见一见母亲吧，也或许，是那有肉的公家饭更令我向往那两间大瓦屋。总之，玩的时候，我会好几次跑回那大屋子，看看那些开会的人散会了没有，看看母亲是不是已经打好了饭饭菜四处找我。大瓦屋里有五六个肥猪一样的男人在临时搭建的柴灶边忙着。他们肯定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人当中最肥的人了，每个人的肚子圆得像一只只潲桶，头如烧过了火的缸钵，青不青黄不黄红不红，与烤熟了的番薯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们见我时不时跑来看煮饭菜，且见我有时侯傻傻地站着使劲地用鼻子抽着从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想必已经知道我是跟大人出来开会的小孩，就有人用叉子叉了一块肥猪肉朝我晃晃，笑哈哈地问我想不想吃，可是，还没等我翘着鼻子回应他，他却已把猪肉放回锅里去了。也有人挥手：走走走！哪来的谗鬼？走远一点，别让鼻涕流进锅里来！
开会的人总会散会的。
母亲随人群涌进大瓦屋的时候，四处张望。如果我刚好回到，她就叫我在哪一个角落里站着，然后去排队领饭菜。如果我还在外面玩，她便周围地走走，大声地叫我的小名，找到我时，别人都已经吃开了。
母亲带我去吃公家饭，其实没多占别人半点，因为饭菜都是分好一份一份的，谁领没领饭菜，一目了然。
母亲常常是最后领饭菜的人。她领了饭菜回到我身边时，总会从布袋里拿出一只口盅把饭摊了叫我先吃，然后返回那口大镬边，指着镬底对分饭的人说着什么，一会儿就拿着几块饭皮（锅巴）回来，只顾着啃饭皮，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吃，等到我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匆匆忙忙把剩余的菜汁倒进大碗里，大口地扒着，不一会儿就吃完了。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7 20:42 编辑 [/i]] [size=6] 圆界边那三棵木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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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也是儿时极开心快乐的事。
那时候能放上一场电影不容易。明知道是奢望，明知道问也是白问，可是村里人见面，常常问：“今晚有电影吗？”等到被问的人摇头，才不一声不响地走了。若信不过，遇了人再问，确信真的没有了，才垂头丧气死心踏地回家去了。其实，有电影看时是用不着问的，海报首先贴的是小学校门口，一放学，学生们一看到，便欢呼雀跃着一路议论一路宣传着回家去了。于是，这一个傍晚的炊烟肯定比平常的早了许多。
祖母也早早地收工回去了，她并非只是想看电影，主要的，她是想在电影场上卖那些经过她一手浸泡的又酸又香的木麻子。
家里圆界边有三棵木麻树，一公二母（奇怪，树也分公母）。公的只开花，不结果，而母的，只要有树枝，枝还没枯，每一年都会一堆一堆地挂满了枝头。木麻果是一种杂果，果的形状和枣子差不多，略大一点。春天开花，待到夏天割禾的时候才渐渐成熟。木麻果是一只只相继而熟的，树上的果什么时候都是生熟相间，哪怕是熟到最后两颗，也都是一青一黄。木麻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们都叫她木麻香。果肉粘粘滑滑的，吃着吃着稍不留神，一骨碌，连肉带核都吞到肚子里了。有俗话说：“正面不吃木麻果，背后连皮带核吞！”木麻果不但可以生吃，用来煮泥鳅鱼也是一个别具风味的好菜，只是，煮这道菜要很多油，而那时候的农村人没几滴油，一般人都不敢煮，怕是煮了一次，大半个月就没油吃了。木麻果吃上三五只是可以的，是一种穷享受，可是吃多了不好，会刮肚子，把肚子里的油水都刮去了。那时候有谁会为了贪吃几只木麻果而多花钱买油呢？
木麻果好吃，却没几个人种，大多是野生的，即使是野生，也都离村庄远远的，极少近人。农村人迷信，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迷信，城里人也一样，只不过农村人更迷信一点罢了。我们那里的一句“木麻果生熟掉？，就是一句带有很重迷信色彩的话。是的，木麻果确实是一种很容易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只要长成果了，无论大与否，青与黄，就是一点儿风没有，站在树下三五分钟，保准能听到果子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笃！笃笃！青黄不论。若是往树上揣上一脚，哗啦啦，下雨似的，更别说是刮风下雨了。我们那一带常常有人用木麻果比喻人。
我不知道家里的那三棵木麻果是怎样得来的，问祖母，祖母说不记得了，没注意，等到注意的时候，木麻果已经结果了。祖母好几次拿了大刀想把木麻树砍了，可一看到树上那密密麻麻的果子，就不忍心了，一次二次，三次五次，木麻果竟熟了。
我记事的时候，木麻树已有碗口那么粗竹子那样高了。这时候村里知道我家有木麻树的人已经很多，而且都想吃，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不仅是小孩子们，连大人也眼谗口谗心谗了。小孩子不说，小孩子有的是时间，还没上学的，可以一整天站在木麻树下张口以待，上学了的，放学钟声一响，像士兵听到冲锋号似的，不一刻就到了木麻树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大人们此时都忙，忙收割忙犁田忙撒谷种，就是口谗，也都忍着。有去割禾从我们家门口路过的，担禾回来的时候到了木麻树下，眼见没几步就到禾堂了，却大声地喘气，说没力了！没力了！透透气！透透气！还没说完，担子已放下，坐在扁担上眼却直直地盯着树上的果。这时候的大人是不想明说自己是为了吃木麻果而故意把担子放下的。坐着坐着，见小孩子们呼地又抢到了一只木麻果，就假装和手上拿果的小孩亲热了，甚至编了许多好话把果子骗到手中，入了口脸上却装着一副很难吃的样子，说太酸了太酸了！难吃死了难吃死了！挑起禾把一路怪笑风也似的走了，生怕小孩子后悔了要把木麻果从口中抠出来似的。也有不好骗的小孩子，看到大人走近，呼的一下子散开了，只留着大人在木麻树下傻笑。这时候，大人却偷偷蹲下，捡了块石子往上一扔，石子连同木麻果一起掉下来了，而大人却说，我的我的！谁也不许捡！可有哪一个小孩这么笨，呼的就抢光了。
起初，祖母是不甚计较捡木麻果或偶尔用小石子弄木麻果掉的，只是，村里人用石块弄木麻果的事愈演愈烈，不但大人偶尔为之，连小孩子也跟着学了，用的也不仅仅是小石子，连砖块也用上了，甚至有人拿起竹篙往树上捅，爬上树去用力摇，吃不了还放进衣袋里拿回家。于是，祖母心疼了。
心疼了的祖母渐渐地看护起木麻果来了。祖母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也得争工分养家，因而是没多少时间看护木麻果的，只是，自从她心里惦记起家里的木麻果后，收工时就比别人走快了几步，一到家就拿了一张凳子在树下坐，一声不响，路过的人也就不敢有所动作了。
倒是小孩子们难缠。在木麻树下野了一段时间后，小孩子们一个个都鬼精得很，见祖母在树下坐着也不害怕，还时不时的在祖母的眼皮底下搞小动作。比如说见祖母看得紧了，好长时间没有木麻果掉下来，冷不防谁叫了一声：“九婆，你看你后面是什么？”祖母刚掉头，正愣着，一块砖头已飞到树上去了，哗啦啦木麻果就是一阵狂泻。知道上了当，为了减少损失，祖母往往拿了棍子把小孩子们赶走，抢着把果子捡了放进篮子里。
连同祖母让我们弄下来的木麻果，祖母把它们放进一只缸钵里用盐水腌了。腌过的木麻果味道自然不同，除了原本的木麻香还杂着许多咸酸味，刺激得谗虫们毛骨悚然不说，还鼻涕口水一起流，但，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觉得爽。就是用来吃饭下酒，也很受用。记不起祖母是什么时候开始拿到电影场上去卖的，总之，她一直卖了许多年，只记得刚开始时一分钱五只，到后来怎么卖，不得而知。
祖母卖木麻果一直卖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将近八十岁的时候，她的五个孙子，我们都已经从高校毕业出来工作了。我们回去看望她时，见她偶尔的还拿木麻果去卖，就小声地说她不要再辛苦了，她听后总要回骂一句：“不卖？我不卖木麻果你们读得了书？” 祖母此话不假。尽管祖母一年到头捡木麻果卖得的钱不多，头几年或许是十块八块，后来几年或许是三五十块，但她自己一分钱也舍不得用，哪怕是出街时渴了累了，连一杯凉茶也不买来喝。倒是在我们的学习用具用完了，或者是父亲精打细算为我们准备的学费不够的时候，她总是一声不响地走回自己的房里，小心翼翼地打开置于床头的木箱，找出她那团用手绢圈了又圈包了又包的钱币，从中取出一角两角一块两块的散发着霉气的钱交给我们。
终于，为了不让祖母在如此高龄的时候还惦记着木麻果，我们一大家子人还是接二连三地想着法子狠心地把木麻树给砍了。砍之前，为了使祖母不反对，我们想出了好几条理由。一是说现在生活好了，用不着拿木麻果去换小钱了。这句话刚出口，祖母就翘起了她那皱巴巴的小嘴：谁说有钱了就不使小钱？厌足了是吧？你们不使我使！硬把我们说得灰溜溜而走。第二条理由是隔了几天后才说的，趁着她高兴，趁着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位老板看上了我们家的三棵木麻树，每棵要出五百块钱买下来（刚开始时想说够一千，后来想来想去怕说的太多太离谱了她不信，改说五百。），问她可不可以卖。这一个理由总算有点效，可还是通不过。她想了想，驳斥我们，说我们经不起钱一时的诱惑，不会算数，不会持家，钱一用就完了，而树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事，结的果也一代一代可以吃到。“为什么不为后代多想一点呢？”她说，这一条理由也被她否定了。
想想不是办法，得找出她的弱点来应对她才行。可是祖母一生清苦，虽说忙碌一生，苦难一生，虽说她平时也喜欢与人斤斤计较，却从不欠着别人什么，哪怕是半筒米一块砖瓦，要想砍掉与她结了那么多年的情缘的木麻树，恐怕是难上加难了。有了，祖母不是很迷信么？祖母虽说是生于大户人家，小时候不愁吃不愁穿，且有过绫罗绸缎穿金戴银的生活。从小到大，我都喜欢逗祖母说话，说着说着，开心时她总会眯着她那双细眼我笑。她跟我说的最多的话是：“哎！阿四，知道吗？当初你们的老祖宗叫媒婆骗我，说你家有多少多少田地，有多少多少钱，我阿爹才同意我嫁给你阿公的！”对祖母的说话，我小时候听不懂，长大了，才慢慢知道，那时候还是封建社会，婚姻都是包办的，而我的祖宗，本来也确实是本地不错的人家，只是解放前几年被我曾祖父的弟弟搞败了（听说是抽鸦片，还娶了几房姨太太），不过也好，解放后我家只被评为中农。但他自从被媒人“骗”着嫁给我祖父以后，苦难接踵而来。先是祖父在30零岁时因政乱而去，后是她的大儿子也就是说我的大伯父在“文革”初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再后来，我的母亲也于七十年代末因病而逝，教她如何不迷信？
后来，祖母摆摆手：“砍吧！砍吧！”
木麻树被砍了好些年后，2003年春，祖母也跟着木麻树的灵魂去天国报到去了，享年86岁。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7 21:07 编辑 [/i]] [size=6]牛 碎 肉
[/size] 雨落在火里，试图把火熄灭。几个穿着破棉衣的男人，不断地轮流着捡柴、劈柴，加柴、添火。火终究战胜了连绵不断的细雨，一大锅的水终于被烧开了。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剥牛的场面我还历历在目，生产队里的一头牛死了，也许老了，该死，也许累得实在喘不过气了，也该死。就如人，活着活着，就老了，老到一定限度了，也死，累到喘不了气了，也死。只是人死了有另外的人给抬去埋了，还年年给烧几柱香，添几把土，洒一些酒。牛死了人就得剥它的皮，吃它的肉，炖它的骨，美美地舔着舌头，舒服地摸着肚子。
我记不起在这之前见没见过别人剥牛。那时候的牛不象现在那么命贱，不轻易让人宰割。牛既是一条生命，同时也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想必那时候死一个人未必能像死一头牛那样得到那么些人的叹息，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死一个人就像树上掉了一片树叶，轻得几乎没人注意。死了一个人就少了一张争饭吃的嘴，恐怕有许多人还巴不得。而死了一头牛，你得告诉生产队长，得告诉大队支书，得汇报公社，待派来的人给牛验明正身以后，人们才敢对牛动吃的念头，念头虽动，嘴上却还不敢说，还得装出家里死了亲人的样子，待人们都悲过，痛过了，生产队长才哭丧着脸召集人们开会讨论，做出剥牛、分牛肉的方案。
三十几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小孩子。那时候农村里的孩子数也数不清，今天这个小孩子说刚捡了个五弟，明天那个小孩子又说他妈在江边抱回了一个老九了（大概现在我们这一带还是这样）。哪一家要不是有几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卖命，那肯定得超支，年底分粮食的时候那肯定得的是堆在禾堂边最小最小的那堆。我家常年如此。
你也跟别人去捡一些牛碎肉吃吧！得知生产队里确实死了一头牛之后，母亲匆匆忙忙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家，偷偷地对我说，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偷了别人的东西怕被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牛碎肉，更不知道该如何去捡，转身想问母亲，却只能见到她的影子了。（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此事问及祖母及其他亲人的时候，都说大概是因为母亲是共产党员，且是生产队里的卫生员及妇女队长的缘故，一切的心思都放产队里了，从不敢为自己及家里打算过半点私利。）
大概是去吃肉把！我想，满村地去找和我最要好的猫儿六，希望能和他同享一下牛肉味，可是，别说是猫儿六，一条村的孩子不知道都跑哪去了。幸亏撞上乜七，乜七冲我笑笑，我才有幸踩了他的脚向宰牛的地方跑去。
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句俗语：劏猪三，剥牛四，劏狗两伙计，劏猫我独自。意思是劏一头猪要三个人，剥一头牛是四个，劏一条狗是两个，劏一只猫自己一个人就行了。可是三十几年前剥一头牛的场面，远比打一场战争还大，光拾柴的就有三四个，烧火的好几个，拿刀及试图帮手的一大群，无非，就是想在炖好牛骨头以后剥牛碎肉时顺手放一两块牛碎肉入口中罢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已被人悄无声息地挤上一个小土墩了。不知不觉，我又爬上了一棵荔枝树。向剥牛的地方涌来的已不限于小孩子了，男的，女的，老的，壮的，拿着碗，或提着篮，都踮着着脚，昂着头，许多人怕是把脖子伸长三五寸了。
等待是最慢长的，在慢长的等待中，牛肉终于从牛身上分离出来了，终于可以按斤论称了，队长老排和会计大种鸡拿着一本簿唱名字，谁家五两，哪家一斤，刀手都小心翼翼地切，称，丢在竹排上，还贴上姓名，待分完后才能拿回去。
也许是人们肚子里的谗虫闹得太厉害了的缘故，也或许，是那炖牛骨头的大锅里的香气太袭人了，尽管生产队长老排站在土墩上一再的强调，除了参加剥牛的人员之外，别的人一律不许靠近剥牛碎肉的地方，然而，在还没能拿肉回去之前，人群却还是慢慢地挪近了。
或许，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哪一种工作像剥牛碎肉那样令人喜爱的了。那些蹲在地上的人，吹着口哨，刀刮在骨头上，嘎嘎嘎，嘎嘎嘎，屁股上上下下颠着，刚娶上老婆也没那么高兴。
在那些剥牛碎肉的人群当中，有乜七他三叔，要知道，那时候乜七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那简直像现在你有一个亲戚在中央当大官。乜七一直在他三叔背后，偶尔，他三叔剥着剥着，把一块肉丢进嘴里，屁股颠得像一只追公的西洋鸭。偶尔，他手上拿有一块肉，却假装挠头，把肉高高地举在头顶上，而乜七，待肉一举，则咻的接了放嘴里了。
我曾央求乜七，叫他偷偷的也接一块肉给我，可他只撇着嘴，甚至嚼肉的时候把嘴巴递在我的耳朵旁，真恨不得打他几顿。
我决心搞一块肉尝尝。
肉又举上来了。
是一块大肉。
一个箭步。
肉已进我的嘴里了，几乎没沾着手。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7 22:04 编辑 [/i]] [size=6] 立在村口的两棵荔枝树
[/size] 荔枝树是村子里唯一的风景树，村前，村后，地头，屋角，无不立着，交叉着，覆盖着，墨绿墨绿的身影无不跟着人转，跟着人走。当然，大多数是人跟着树走。树离不开人，要人为它剪枝，修叶，施肥。人也离不开树，因为树肯为人遮风，挡雨，把毒辣辣的日头绑住不让它砸在头顶上，更重要的，是荔枝树能长出许多嫩嫩的，脆脆的，甜甜的，可口的荔枝果来换钱。
在村里众多的荔枝树中，想必，没几棵能像村口那两棵那么风景，那么惹人注意了。
立在村口的那两棵荔枝树，想必比我的祖母还老，它们就在路的两旁，屋底下的水茫旁边。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夫妻树，叶连着叶，根绞着根，它们绞了多少个年月，把根扎了多深，没人知道，也没人会拿来锄头把它们锄出来看看。这两棵树在村口站了多久，迎来过多少个客人，没人知道。现在，它们的叶子虽然还很墨绿，干躯却是被掏空了，我小时候就发现它们是被掏空了，祖母说，她刚嫁给祖父的时候也见是空的了。可是我的祖父母已是被永远埋在土里了，它们为什么还会注视着这村里的人呢？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对客人迎来送往呢？
其实我也弄不清它们现在是立在村口还是立在村尾。现在村里的路四通八达，人们进进出出村子已不用分东西南北。过去的村口，想必现在已经有人把它叫村尾了。比如说以前别人叫我四弟，后来叫我四哥，再后来又有人叫我四叔四伯四公，更甚者，前一段时间我又回去时，已经有人叫我四公太了。
荔枝树的干躯被掏空了.
把它们掏空的人当中,有我的一份。
“我的我的！”这是一群孩子在那两棵荔枝树下常说的话。孩子堆里有我，有辣手、洪文四、深蒙、雅哥等等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很多人。五月天，荔枝黄了，红了，一阵风，一场雨，我做梦都想到的雨终于来了。雨是困在我肚子里谗虫的救星，雨让荔枝果撑破了肚皮，像一个白白嫩嫩的孩子撑破了妈妈的肚子。荔枝掉了，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哆！一颗。哆，又一颗。走在去学校路上的我们，远远的就听到了声响，如一条饿狗远远地听到丢一块骨头在路上一样，风也似的向响声处奔跑。
“风！”不知道谁说，呼的一声，果然，一阵风来了，随风而来的，还有一块石头，石头降在荔枝树上，疼得把自己的孩子撒下了。我就是那常吃孩子的人，有时侯我想。
这两棵树其实是村里一个叫六公的祖辈留下来给他的，虽说是他一家人的，我却没见过他家能完完整整地摘过一次，等到荔枝真的红透了，树上的果已所剩无几。若是别人，那肯定是早早找来簕条把树圈了，不让我们有偷摘的想法，甚至于在哪个角落偷偷窥探着，出奇不意，把我们逮了，送到我们的家长面前，或者是老师面前，怒争着眼，大声地呵斥，让我们无地自容。
“荔枝本来就是消口物，没关系，没关系！”有一年，荔枝树上仅剩三五个果时，六公说，而且当着大家的面说，“谁叫它们挡在村口呢？没关系，没关系，谁叫它们勾了人家的谗眼呢！”
六公的宽容，并没让我们这些野了心的孩子收起做坏事的念头。我，辣手、洪文四、深蒙、雅哥，各自心里都怀着鬼胎，辣手说，他想砍一截树剜陀螺，这个我信，他从小就跟疤四公吃夜粥，练了一手拳脚，陀螺也打得飞风地转，他不欺负别人，别人也不敢欺负他，他就有一种孤独感，就在打陀螺上寻找。而我，因为是一个最害怕读书的人，而我的父亲，却又是一个最喜欢强迫别人读书的人，并且按插了许多人监视我认真读书与否。那时候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恐怕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比如说村口那两棵树，天天经过,天天抬头看，一张张叶子就好像一张张脸，一张张脸上总有一双双毒辣辣的眼睛.。
一个冬日，我不想读书，又想去三背村（我真的不知道为何叫三背村，也许，是三面都是山的缘故吧！背，背向人？）大孙家去玩，可是那天日头不知跑哪玩去了，害得阴森森的风刮着冷飚飚的雨老躲进我那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衣裤里去，把我裤裆里的小弟弟冻得直打哆唆，想撒泡尿却怎么拖也没能把它拖出来。走出村口，我看了看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大概都躲屋里去了。也是，这么冷的天，谁会吃饱了没事走出屋来让北风刮呢？我看了看天，北风一点也没有停的意思，就想，为什么要我去找大孙玩，他就不能来找我么？别说我比他大，难道仅仅是我想和他聊天他就不想和我聊么？这么一想，心就没底了，心一没底身就更冷了，身一冷就哆唆，一哆唆就想烤火。这时候,我又抬头看了看那两棵荔枝树，一张张叶子又好像一张张脸，一张张脸上又总有一双双毒辣辣的眼睛。“他妈的”我骂了一句。幸好口袋里有一盒火柴，来不及细想，去禾杆杭扯了一抱禾杆就往荔枝树那空洞里就放，就点火。（我一向哪一件事刺激，哪一件事过瘾就立刻去做，而且过瘾的事都是突如其来的。比如说那天我旁边刚好有一个禾杆杭，禾杆杭是牛过冬的地方，禾杆是它一冬的粮食，好象当时牛看了我一眼，意思好象是问我：人也吃禾杆么？我嘿嘿地笑了两声：笨牛，我这是拿去烧火！）
我记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许，我根本上就没有离开，也许，我离开了又回来了。我记得后来有好几个人在灭火，拿着水桶和脸盆，不知谁还在骂娘，骂得难听死了。我不敢承认是我放的火，好象我还抢了一个人的脸盆打水去了。雅哥问我：“火是不是你放的？”我看了看他，我知道我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毒死了，于是只好点头。“你疯了？”雅哥说，“这可是我们村的风水树！你将来还想不想从这里走出村子？”大有与我势不两立的劲头。
我知道，雅哥也想走出这条村子，他的鬼胎比谁都毒，他是想托这两棵树的福，可后来他哪也没去成，一直到十年前还是在家跟牛屁股。（雅哥后来改名改姓去了澳门，难道真的是那两棵荔枝树在庇护他么？）
后来， 我却从这两棵荔枝树中间走出村子了，从此，我便不是这村庄的人了，我的户口，我的粮食，我的住所，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一切好像都以这村子脱离了。
荔枝树啊！你为何要死死守住村口盯住我呢?
还有我们那一村子的人，一辈子从没走出过村口的人。
幸好我当初狠狠地烧了你一把。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8 21:37 编辑 [/i]] [size=6] 地主孔精一
[/size] 记忆中还有很多人和事。人都是些卑微的人，事也是些不值得挂齿的事。卑微的人虽然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甚至连一点儿精神和物质都没有，然而卑微的人自会有卑微的事让人想起。
孔精一是我最早接触的家庭以外的人之一，也是在我这一生中始终都忘却不了的人之一。现在，我回老家度假的时候还常常见到他。他现在应该有六十七八岁了，却还常常帮我六叔做些零工，以换取一天的柴米油盐。（在网上我读到某地有一个86岁的老太婆靠捡垃圾养活自己104岁的老母亲的消息时，我整整流了三天的泪。这是另话。）
孔精一姓零，名孔精，排行十一，村里人都叫他孔精一。据说，解放前他父亲省吃俭用，置有几亩薄田，每年请三两个十来天的短工帮帮手，解放后就成了地主了。
那时候离我家二百米开外有一个缸瓦窑，在公路边的一座小丘陵上，是大队的一个副业。做缸瓦的白膏泥都是到一公里外的田里拉回去的。专门拉泥的就是孔精一。孔精一拉泥用的是一辆木车，长一米五六，宽一米左右，一次装泥少说也有五六百斤。公路虽宽，却有三个坡，三个坡两个长一个短，坡度也大。
我们一帮小孩子上学，常常舍了近路走公路去读书，目的唯一一个，就是爬上孔精一那架木车玩。孔精一每天要拉多少车泥，我们不知道，但他什么时候开始拉，什么时候收工，倒是记得很清楚的。无论春夏秋冬，天刚曚曚亮，我总会赤着脚跳过我家门前那条水沟，踩在泥泞的田埂上走上公路，之后傻傻地等。过了一会儿，一串欢声笑语伴随着木车发出的吱吱声便到了。孔精一一声不响。这时候的木车是空的，他既不叫人上车，也不阻拦人上车，而且也绝对不会停下来让你上。这样一来，早已在车上的小孩子们便叫，或用手示意我爬车。我一路小跑，手抓住了车栏便一跃而上。上学可以爬车，放学后也都很想爬，只是，他的木车上已装满白膏泥，若是走在平坦的路上，他倒没显出要花多很多力气，若到了坡底，他总要先扯一扯那搭在肩上的皮带，看看是否牢固再把腰向前拱。这时候，我们这帮跟在后面的小滑头，总会主动地和他套上话，边套话边推车，哪怕是一点力气也不出，只把手搭在车架上。这样一来，到下坡路时，我们一跃而上木车也不会受到他的责骂了。当然，也有个别捣蛋鬼，在车上坡的时候，我们推，他却半挂在车上。
那时候我只知道孔精一是一个拉泥车很卖力的人，知道他很辛苦，不爱讲话，像一头快要病死的老牛似的，却不知道他居然就是满世界的书上都说到的，最令我们憎恨的“地主仔”。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接触的教育中，我们只知道旧社会有许多种“吃人”的人，而且在我们幼小的想象中，“吃人”的人有多种吃法，有把穷人一口吞下去的，有专吃穷人的血的，有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仔”就是最厉害的“吃人”的人，是万恶的，是随时随地张开血盆大口的，别说敢接近，就是听到“地主仔”这三个字，我想哪一个小孩子都会落慌而逃。
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放学后，我们一帮小孩子正想方设法爬上孔精一那辆装满白膏泥的木车，却发现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尾随而来。那时候的红袖章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戴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民兵。反正，戴红袖章的人一定是好人，一定是革命的。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红色是最令人敬畏的，是最可以亲近的，因而，见到红袖章的那一刻，兴奋得我们都忙了要爬车的事情了。
“‘地主仔’孔精一！立刻停下来接受批斗！”孔精一的木车正拉到一个坡底下，冷不防一个红袖章在后面来了一声雷鸣般的吼叫。我清楚地记得，随着那一声吼叫，孔精一的身子是明显的一哆唆，车子抖了一抖，幸好他及时扎稳了马步，木车才没往下滑。在那一瞬间，我们几个跟在后面的小孩想必每个人的脸都青了。而孔精一，掉过头来看了看后面的那几个戴红袖章的背着钢枪拿着大麻绳的人，一声不响，待其中一个人走近时，才说：“等我把泥拉到缸瓦窑才捆吧！”“好！量你也敢跑！”戴红袖章的说，还哈哈大笑，“但你得把这几个红小兵一块拉上，让我们的革命后代也来镇压镇压你这顽固不化的‘地主仔’！”，哈了以后，又对我们说：“我命令你们爬上木车去！”
天啊！孔精一居然是“地主仔”！我们这些小孩居然能够参加批斗？这可是春雷一声响，像即刻下了一场毛毛雨一样把我们滋润得如同正沐浴着阳光的小草。我们居然能参加革命？那时候我们常常看《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无时无刻不在想自己哪一天也能像潘冬子那样参加革命斗地主。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无不兴奋，无不雀跃，呼的一下子全都跳上木车去了。
现在回想，我们那时候简直就不是人，而是一群被魔鬼附在身上的活物。孔精一走着之字路在拉车，而我们在车上故意摇摇摆摆，还唱着歌，还吆喝着“打倒地主仔孔精一！”的口号，还用鞭像抽牛一样抽着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我们的喜悦是如何在缸瓦窑里凝却的，反正，我们只听了一句“把地主仔孔精一捆了！”便已纷纷跳下车看热闹了。
孔精一是自己跪下让那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绑的，他不恼不怒不哭不喊，只默默地把双手反转后背，任由人家摆弄，任由着人家像牵牛一样牵走了。这是我见到的孔精一被抓去游斗的一次，也是我知道他是“地主仔”的开始。自从我知道孔精一是“地主仔”后，于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滋生了许多恐惧感，再也不敢去爬他那架木车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经常爬车的事告诉了大人们听，且说了孔精一被批斗的事，大人们都没说什么，只叹气，只摇头，还叫我们不要害怕。说实在的，那时候我见到人们抓“地主仔”等等的“坏人”去批斗，内心是很激动的，特别是跟着别人喊“打倒地主！打倒某某反革命！”“地头认罪，昂头示众！”等口号时，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声浪，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革命的大潮中去了。只是，我弄不明白的是，像孔精一这样勤劳、吃苦、善良的人，为什么还被批斗呢？难道他们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么？真的装好人装得那么像么？真的冷不防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么？
或许是见我太胆小怕事不再去爬木车的缘故，原本和我我同一起爬车的小孩子都纷纷取笑我。我没有分辨，更不会和他们争吵，只是躲着他们，而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不但继续爬空车，还常常在装满泥且是爬坡的时候爬，甚至还专门找了一些带刺的鞭子，在车上像吆喝牛马犁田那样吆喝着他。这种事我实在是看不惯，曾偷偷地说过他们，然而有人说我是想帮反革命搞复辟，要报告老师，甚至报告大队的民兵营长把我也抓了去批斗，吓得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半句多余的话。
孔精一替缸瓦窑拉泥拉到什么时候，我已记不清了，待我从新回缸瓦窑玩的时候，我已经是烟墩中学的学生了，而那时，似乎已承包给了谁，拉泥的也已换成了拖拉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缸瓦窑停产，从此以后变成了荒地。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8 21:46 编辑 [/i]] [size=6] 一把火柴枪
[/size] 火柴枪也远去了。
现时的孩子什么玩具都有，地上爬的，空中飞的，水面游的，手推的，电动的，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回想我们那个年代，除了拉一根木薯杆头当马骑，最奢侈就是哭着闹着要大人造一辆木板车了。要不，就是春天到来砍一根小竹子做几支“冲卜架”（方言，一种玩具）来玩打仗了。当然，谁的家里有尿桶坏了，会拆下箍桶的铁圈玩独轮车，可是好几年也不见尿桶坏过一只。
我知道有火柴枪这种玩具应该是十岁左右的时候。火柴枪这种玩具不是农村的孩子随便玩的，至少也得是街上人。没别的，是因为火柴枪是用单车的废链条做的，而那时候，除了街上的人家，农村人是没几个买得起单车的。
我有两个堂兄是街上人。和我父亲同一个祖父的二伯父在县城工作，而他的家却安在离我们那里有几十公里的邻县的一个公社里，还说那里有两个和我们一起排行的大哥和三哥，却一直没见过面。有亲人住在街上的孩子心里都骄傲，至少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话题：我家谁谁在街上住，你家有吗？像毛主席就住在他家里似的，甜得如同家里藏有两瓮蜜糖。自然，我也不例外，常常因为我有一个二伯父在县城工作和两个哥哥在街上住而幸福着。
二伯父是县木材公司的采购员，木材公司虽然比不上食品公司那么吃香，但总会比供销社好，何况是在县城？似乎那时候二伯父很忙，一年没回家几次，就是回来，也不见得把大哥三哥带回来。也许也带过，可能是我刚好不在家罢了。
好不容易见到了大哥三哥。
和他俩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叫阿力的大男孩。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怎样回来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见着他们的时候那副雄陡陡气昂昂的样子。
我也有过雄陡陡气昂昂的时候，可那是在学校里的事。那时候的小学还办有初中，小学生是红小兵，初中生是红卫兵。别小看红小兵，也可以扛红樱枪列队、操练。可惜的是红樱枪是木头做的，放了学还不允许带回家。
见到大哥他们那时候，他们居然还像解放军叔叔那样扎着皮带，皮带上还别着一只枪套，居然都从枪套里拔出一支枪来。
如果是一支木枪我并不奇怪，奇怪的居然是一支能打得响的枪。
“这是真枪！别动！小心打死人！”他们吓唬我们这帮围着看热闹的小孩。见我们不信，他们拔出枪来捣鼓了一阵子，啪！……啪！啪！枪居然响了，还冒着烟，吓得我们四处散去。“他们不会是小特务吧？居然还敢化装成解放军？”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但想，还差一点儿没去告诉民兵营长把他们抓起来。也怪不得我有这样的想法，那时候书里写的都是些关于敌人的事，凡是我看不顺眼的，我都会把他们想象成蒋匪特务及地富反坏右分子，甚至会把他们看成是台湾派来准备反攻大陆的狗特务。那时候电影上的儿童团员都能杀敌人，难道敌人里面就没有小敌人么？
幸好二伯父出来得及时。二伯父走出来可能是因为听到枪响。“不要向着人打！”二伯父出来时说，有点责怪的意思，但不是骂。
“你想不想玩？这是火柴枪！玩具枪。”二伯父摸了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之后，他从大哥手里把枪拿了，交到我手上，：“会玩么？不会玩叫大哥教你！”
我的天啊！这居然是玩具枪？玩具枪居然能够打响？二伯居然会叫大哥教我玩？可是，他们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呢？我一下子蒙了。
想必大哥他们不愿意二伯父揭了他们的底，因为刚才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一下子矮成了三只黑蚂蚁。可是有火柴枪的孩子再怎么矮也比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玩过火柴枪的农村孩子强。
我偷偷乐着，却不敢开口叫大哥教我玩。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原来制作火柴枪也是很简单的，由几只单车链条节及几根铁线构成，用一根比较硬的磨尖了做撞针，用女人扎辫子的橡皮条拉动。我偷偷地把结构、原理记住了。
玩火柴枪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就是把一根火柴放进由链条组成的枪筒里，再刮一些火柴药进去，把撞针拉出来放在板机上，轻轻一扣，啪！火柴棍打出去了，足有一丈远。如果打在狗身上，狗会喔喔喔逃跑了，但打在人身上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父亲拥有全大队几辆单车中的一辆。听说，是父亲刚师范毕业的时候存了几年的工资买的，。父亲爱车如我们，甚至超过爱我们。怎么说？比如说，我们几兄弟哪一个几天不洗澡了，他绝对不会注意，可是，每当他星期日从学校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我们帮他擦单车，不管脏与不脏。父亲要我们擦单车的方法是，有泥巴粘在车上的时候先用棍子把泥巴挑了，然后用水洗，洗后迅速用干布把水珠擦干，再按着顺序一遍一遍地擦。擦车要擦三遍，擦车布也要三块。第一块布是用来擦泥尘的。先从车头擦起，铃子、手把、车架，最后是车轮及网线，一路擦下来，整块布都是黑黑的泥尘了。再拿第二块布，按照第一遍的顺序擦，一路擦下来，虽还有一点泥尘，布却干净多了。第三块布擦完时，已是一尘不染了。最后一道工序是抹车油。车油其实就是机油，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装在一个瓶子里，用的时候，把它一点一滴地滴在一块布上，在车上通体擦上一遍，一看，闪着光。擦完车，那就是洗擦布了，要一块一块分开洗，挂在墙上的时候还要按顺序，以免下一次再擦擦车时错拿脏布擦第一遍。
我是最喜欢也是最乐意帮父亲擦车的，无它，一是转车轮子好玩，二是在擦车时父亲总会忘记问我的学习成绩，三嘛，找机会向父亲要作废了的单车链条制作火柴枪。
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父亲换链条了。
父亲把旧链条挂在墙上，像一条蛇。看着墙上的旧链条，我却不敢向父亲开口，于是求助于哥哥，我哥一听，骂：“你皮痒了是不是？爸爸说旧链条还有用的！”我问还有什么用处，他说如果链条又坏了，就用旧链节来接。
日子像蚂蚁一样慢慢地爬，日日夜夜地看着墙上挂着的旧链条，心里痒得如同有一窝毛毛虫在里面肆意地爬着似的。一天，父亲的单车链条断了，他果真拿了钳子铁锤铁钉从旧链条上取出一节把它接上了。我见了，心里一乐：父亲一次只用了一节，那么长的链条，取下几节他不可能注意的！
果然，我在一个谁也不在家的时候从链条上取下几节藏了十几天也没人注意。按照我脑子里的记忆，我很快就把火柴枪制作好了。我把家里的火柴偷出来试枪的时候，选了一个离家只有一里地的山背，而且不让任何人知道。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雨天，离年夜很近了。想到几天后就可以得压岁钱，就可以买上很多盒火柴，就可以把枪威风凛凛地别在裤腰上，仿佛自己就是一位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了。
可是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就是不该在一个寒冷的雨天试枪。我知道火柴湿润了不可以擦火，却大意它同样不可以打得响，因为我从电影里看过无论是八路军也好，解放军也好，抑或是日本鬼子蒋匪特务，都在下雨的时候打过枪的。一盒火柴用完的时候，我再跑回家拿一盒，直到家里的火柴一根不剩为止。试枪失败了，那仅仅是我心里面不痛快而已，，家里的火柴用完了，那可是翻了天了。“我明明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包火柴的啊！怎么现在一盒也没有了呢？一根不剩了！”母亲准备煮晚饭的时候，找不到火柴，急得拿着锅子在家里乱转。她不敢问祖母，生怕祖母说她败家。也不问我们小孩子，因为她不相信小孩子会拿那么多火柴去玩。按常理，小孩子即使拿火柴去玩，最多也就是几根，顶多半盒！母亲实在是回忆不起火柴放哪里了，流着泪，偷偷摸摸去隔壁十六婆家借了半盒火柴。
我一直没承认拿火柴去玩的事，现在想来，心里面还隐隐作痛。母亲一下子弄丢了一大包火柴的事没几天就让祖母知道了，那是因为十六婆的火柴刚好用完，要母亲还火柴，她到我家的时候，也刚好只有祖母在家，一说，就露底了。
母亲是在我偷火柴去玩没多久就去世的，三十八岁，正是壮年。懂得医学的她怎么就不懂得抽一点时间医医自己呢？她得的病，是不是就由那包火柴而引起？
后来，那把火柴枪，我把它埋地下了。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13 09:59 编辑 [/i]] 写得好啊！
散发着暖暖的柴禾气息，让人留恋。 [size=6] 老宅墙上的黑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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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在离老家几丈远的地方另劈了一块地，建了四间瓦房，不久，老宅那两间属于我们的房子就空了。四间瓦房连同大伯父还在世时建的两间对望着，虽不说是很好的住处，却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老宅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我看到的时候，至少还有二十七八间房子，大部分是火砖柱、泥砖墙，据说是父亲的曾祖父那一代建的，少说也有百年历史了。老宅是劈了一大片低矮的丘陵而建的，和我们那一带的农家四合院没什么两样。大门前方是一口半亩见方的池塘，池塘周边种有五棵荔枝树。我见到的时候，每棵荔枝树都已树连着树根连着根了，叶子覆盖着的地面也有几亩地了，但此时都已分别属于四五家人家。前面有荔枝树，后面，自然也有，但不是很规则，东一棵西一棵，而且大小不一，有六七棵的样子。
还没搬上新宅住的时候，在老宅里我家一共有三间房，一厨两房，都是在大门口这一排。老宅有一座院中院，在进大门的左手边，里面厨房居多，我家的厨房就在里面。小院子里有天井，门平常都开着。
老院子里常常有数不清的黑蚂蚁群。这边墙根上有一列长长的队伍向另一处墙壁急行军，另一处瓦顶上又有一条黑绳子似的往下摆。或者，大门口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拉起了一支队伍透过墙缝往大院里挺进。
玩蚂蚁是我三五岁时的另一种乐趣。我最喜欢看黑蚂蚁四处逃离的样子。要想看黑蚂蚁四处逃离很简单，蚂蚁列着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走过去用手一按、一捺，或者用脚一踩，死伤无数，后面的蚂蚁往前一嗅，知道遇到了危险，立马奔逃，四处乱窜，或者有的向后疾跑报告军情。可是这种乱阵势没过多久又恢复正常了，并不是十分好玩，但不残忍，我最喜欢。在我的想象里，玩蚂蚁最残忍的是用火烧或者用水淹。用火烧是极少有机会的。白天大人们虽然要去做生产队的工极少有时间打理孩子，可是我记得我并不是十分的自由，因为有一双眼睛老是在看着我。
那双眼睛是九太公的。九太公是我曾祖父的弟弟。那时候常常见到有人吵架，因而我不知道其实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都是些很亲的人。九太公已近八十岁，整天勾着腰撑着一根拐杖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走动，偶尔，也回到小院子厨房里东翻西翻，左看看右看看。那时候我不知道大人抽烟是怎么一回事，见到大人把抽的差不多了的烟蒂往地上丢，常常把烟蒂从地上捡起来放进嘴里学大人抽烟的样子，被九太公撞见了，他就笑哈哈地说：“细细烧烟，鹤子大过天！”细细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小个、小孩子的意思，鹤子，那就是指小孩子的小鸡鸡。我们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却也跟着他笑，赶紧把烟蒂丢了。其实，我丢了一次，第二次又重来，大概是忘了他的话的缘故，但更主要的还是想听他那句很好笑的话，因为他说过那句话以后，往往要把手往我的裤裆里探，弄得我笑个不停。
九太公是很乐意看我玩蚂蚁的。想必九太公很讨厌蚂蚁，每次我用脚或者用水淹蚂蚁的时候，他都在旁边看，甚至还帮着踩上几脚，嘴里嘿嘿地笑着，脸上那黑黑的斑点一蹦一跳。九太公不让我用火烧蚂蚁，而他，却是很喜欢用火烧蚂蚁的。他常常是扎了一小捆禾杆或者柴草，然后找一根细细长长的竹杆插进去，之后，他便叫我在墙的四周找蚂蚁，找着了，指给他看，他便点了火，顺着蚂蚁路不断地移动火把，等蚂蚁都掉地上了，他才哼着一种我听不懂的曲调拿扫把清扫地面。
我很喜欢看蚂蚁被火烧着后从墙上掉下来的样子。蚂蚁从墙上是飞扬着掉到地下的，没有一丁点声响，没有嗷嗷的叫声，我甚至认为它们瞬间长满了翅膀，因为我看见九太公的火把并没有烧着它们，甚至还离得很远的时候它们就往下飞了，可是等到九太公的火把一烧尽，我跑去墙看时，它们都已一动不动。我甚至怀疑蚂蚁是摔死的，问九太公，她只是笑笑，不答。
有一次我居然也学了九太公的样子扎了一捆柴草。可是我没能把它点燃，甚至连刚找来的竹竿也没能插进柴草里去。我不是没有火柴，火柴早就准备好了，也不是没找到黑蚂蚁，黑蚂蚁随处可见，用不着费心去找，更不是没力气把竹竿插进去，草松得很，轻轻一套，就可以了。
我没能把柴草点燃是因为害怕九太公那火炭烧红了似的眼睛，还有那黑黑硬硬的拐杖。九太公拿拐杖高高地在我面前举起来的时候，我正手忙脚乱地把扎好的草向竹竿套去，边套边东张西望，生怕有哪一个大人出来干预。在这之前我并不害怕九太公，不但不怕，甚至还认为会得到他的夸奖，且一边微笑一边伸出大拇指来，令我很是得意。九太公走出来的时候，我既没抬头又不出声，想像他会在后面偷乐。
笃！笃！笃！拐杖在我面前敲。我笑。
笃！笃！笃！再敲。再笑。
“细细的人儿弄火？”九太公声音既出，我的屁股上已辣。是他的拐杖达的。
九太公平常出声最大的是叫他家的狗回来，唷唷的满院子都动，他这一次，叫我比叫他家的狗还厉害。
“你……你不是最喜欢用火烧蚂蚁的么？”我分辨。
“我是大人哦！”九太公却嘻嘻的笑了，说，“细人儿烧火，把屋子烧了怎么办？”
“不！你是老人，不是大人！老人玩的，我也玩得！”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哪来的言语，说得九太公一时竟答不上话来。九太公并没有理会我的分辩，从我手中抢过草把，瞪着一对毒辣的眼睛走了。
我悻悻地走出小天井不久，我家在老院子里的旧厨房的前墙倒了，幸亏我早离开几步，才不至于砸在我身上。
命呼？
九太公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也过世了，据说，他也是1893年出世的，终年83岁。他过世那年，我已升入小学三年级。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13 10:06 编辑 [/i]] 哈哈，在这又见着，再学习！ [size=6] 喂侬得半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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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关于穷日子。
穷日子最能体现的还是吃。
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家大小都是量饭而吃的。碗是那种能装二两饭的中碗，粗粗的、扁扁的，浅浅的那种。在那时候，舀饭也是一门艺术。听别的人家说，他们的孩子都抢着拿大碗舀饭，而我们几兄弟，都尽量拿小的。
五兄弟中，七弟最小，才三岁左右（在我家是老五，与堂兄弟一起排行，称七弟），自然，得先照顾他，轮流着把他喂饱了才到几个大的吃。而六弟已五六岁了，已懂得一些事，已懂得端碗自己吃了，就舀了一碗满满的给他，由着他自己吃，只要不掉饭米就行。而我、我哥、还有五弟，虽然都只是十岁左右，却俨然像个大人样，都只舀松松的平面碗。
祖母和母亲都是最后吃的，她俩做工回到家的时候，天往往已黒透了。她俩回到家以后，也并不着急吃饭，而是一个个地问我们吃饱了没有，而我们，也不会笨到说没吃饱的程度，只噢噢噢地应着，争着抢煤油灯点燃去做作业了。其实祖母和母亲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吃得饱，问我们吃饱了没有，只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心、一份无奈罢了，因为她们去做工前量了多少米放在厨房里，他们心里清楚得很。
别看平时祖母对母亲很凶，可在吃的问题上，她却是很护着母亲的。看着我们很快乐地“饱”着，祖母和母亲也开始吃饭了。她们一般都是吃了一轮红薯或者木薯后再吃饭。吃这种杂粮的时候，他们都会放开肚子来吃，尽管很难咽进肚子里，却宁可在喉咙里多逗留几圈，也从不从嘴里多出一句“难吃”的话来，相反，还吱吱地啜着嘴，露出些笑容，让对方感觉自己吃得很香很有味道的样子。吃完了杂粮，有时候是祖母先拿碗舀饭，有时候是母亲，不管是谁先动的手，揭了饭锅盖，都要算计着，看看里面的饭是盛得两碗还是一碗半。这时候，先揭了锅的祖母或者母亲，首先装一碗满满的，递到对方的手里，说，你先吃吧，我吃木薯吃饱了。其实，无论是谁先揭了饭锅，最终吃那碗装得满满饭的，大多数情况下会是母亲。那是祖母爱护母亲的缘故，若是母亲先递给祖母，祖母会等着母亲也把饭舀了，再转过身去把锅揭了，看见已没饭，就把那碗满满的饭递回给母亲，命令式的说，你吃，你是家里的重劳力。若是祖母先递给母亲，母亲想推让时，祖母会怒目，甚至骂，一生不敢顶撞祖母的母亲，也只好把饭接了。
在祖母和母亲还没回来之前，我们几个小孩子是尽量多留一点饭给她们的，哪怕是一两口。往往，是我哥先带的头。无论何时何地，我哥总起到带头作用，即便是现在，我们都已各自成家，都已是三十多四十零的人了，我哥的模范带头作用依然如故。我哥舀了三碗松松的饭让各人端一碗以后，往往，他却返回锅前，生怕我们知道，会很小心地把锅盖揭了，没弄出半点声响，从自己的碗里轻轻地拨一点返回锅里。偶尔，我和五弟见了，也总会学他的样子做。
有时候，“喂侬得半肚”也是常有的事。侬昰我们地方的方言，是对三四岁左右小孩子的昵称。当然，也有些大人从小把孩子叫惯“侬”了，孩子到了十几岁仍然叫“侬”，那是极个别的现象。那时候的小孩都喜欢“喂侬”，无他，只因“喂侬得半肚“的缘故。怎不得半肚？常常，小孩子吃饭是游着来吃的，从东屋跑进西屋，从院内跑出院外，又在院外跑上几圈，往往还吃不好。而负责喂小孩子的人，端着一碗饭跟着小孩跑，肚子却饿得呱呱叫，这时候，等放了一口进小孩子的嘴里了，不知不觉，也放了一口进自己的嘴里，或者馋得实在顶不住，偷偷地吃上一口，等到小孩表示饱了，剩下的饭，三下五除二，也跑进自己的嘴里了。
我最喜欢“喂侬”了。我喂过的浓有六弟及七弟。我喂他们的时候其实不太敢吃的，一是怕他们不饱，二是怕大人笑话。但，偷偷地吃上几口，还是有的。
[[i] 本帖最后由 魁第公 于 2008-7-14 20:23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懵懂的兔子[/i] 于 2008-7-11 21:01 发表 [url=http://www.xxszj.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94114&ptid=130780][img]http://www.xxszj.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写得好啊！
散发着暖暖的柴禾气息，让人留恋。 [/quote]:) :) 自己提提！ 拜读,恩 我要学习的太多了 :) 读作品也是在读作者! 六加原称“禄嘉”，不是“绿嘉”。 好文章,加精华!:handshake 哦！加精了。谢谢版主！ 好文章，学习了！:handshake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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