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成长小说
<p>我们一起来学习：））</p> <font size="2">键词： 成长小说 中国当代 内 涵 个案分析<br/><br/><br/>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br/><br/>导 论<br/><br/>成长是人类的共同话语。无论人类正视与否，成长是人生历程中永不褪色的风景，它本身无关乎人类的意志。我们无法拒绝成长，如同我们无法拒绝死亡。在宽泛的意义上，存在和时间是成长的代言人。时间如同沙漏，无声流逝，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灵却在这瞬息万变中点点滴滴的成长。而在这线性流程的显著节点上，成长通过那些独特的生理与精神的存在面彰显了出来。<br/>在西方，和“成长”一词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小说类型应该就是“成长小说”。西方文学史赋予了“成长小说”明确清晰的概念内涵和圆融成熟的文本实践，数百年的历史成就了“成长小说”个性的美学特征和无法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在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却没有明确的概念和明确的传承。文学界对“成长小说”一词的使用相当不规范，意义模糊含混，没有清晰确切的定义定位，与其相关联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指导研究也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有意识的主动的关于成长的文本创作实践还不是很明显，在更多的时候是“成长”一词广义上的使用和评论者在文本背后的主观寻找。<br/>但回望当代文坛，中国的“成长小说”真实而独立，它们源自西方，却又闪耀着自己的光芒，隐呈着一条可以追寻的轨迹。十七年文学时期，革命的成长是小说最典型的成长模式，人格的升华与灵魂的飞跃是通过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而实现的。文革时期，“个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成长小说消失殆尽。八十年代文学，其前期讲述的依然是“我们”而不是“我”的声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实体性的个体还是很难存在，后期虽表现出对个人话语空间和权利的追求，但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倾向性努力。九十年代至今，“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坛有了较丰富较新鲜的内涵，小说从容地讲述着每一个独特个体的成长史，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逐渐被淡化被消解颠覆，成长小说注重起个体的生命成长和心灵体验。<br/>国内近期已经有少数人开始关注着成长小说的成长，“成长小说”也开始以一种文化姿态浮现和张扬开来。已经有数篇评论文章和博硕士论文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成长小说”，尝试着弥补某种理论上的空白，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的探讨，并最终试图完整中国“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但所有的理论在归结的初期都无法避免偏颇、片面甚至错误的尴尬，对中国“成长小说”已有的界定或研究在逻辑性与系统性方面仍然欠缺，而众说纷纭的结果也只能是以“仁者见仁”来掩饰这一理论的不成熟和不定性。本文的意义与努力的方向正在于尽可能靠拢这种成熟与定性。<br/>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文学研究中“成长小说”不同境遇的梳理，尝试着对中国当代“成长小说”作出概念界定，阐明“成长小说”的内涵，并从不同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里撷取出代表性的文本，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一方面确立“成长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应有位置，一方面试图从新的研究视角审视其间起伏跌宕的文学思潮。</font><br/><br/> <font size="2">第一章 成长小说的西方源流和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浮现姿态<br/><br/>“成长小说”在西方是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概念却相对陌生，它是个名副其实的舶来品。关于当代中国“成长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国内理论界几乎就没有完整系统的评述和界定，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只是处于起步期。同时，大多数言谈和文字在使用“成长小说”一词进行评论和定位时，更偏重于广义上的意义使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成长小说”并未曾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被看待。“成长小说”的使用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更多的是借用西方那个翻译过来的同名的名词。因而，在无法回避资料涉猎的局限性的同时，本章着力于回溯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试图从国内当代文坛的部分陈述中寻觅“成长小说”理论的悄然浮现与日渐清晰的身影。<br/><br/>第一节 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br/><br/>“成长小说”的概念源自西方德国。“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Erziehungsroman”是德语文学中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数百年的悠久传统使其成为西方文学史中重要的奇葩之一。德文“Bildungsroman”在我国最初被翻译成“教育小说”，但显然此处的教育并非狭义上的人文教育，应该是广义上的整个社会的教育。西方成长小说对教育问题相当注重，广义上的受教育是主人公成熟的内容和方式，它包含着一个简单的观念：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并在社会和人生的大教育中完成主体的建构和对新生活的创造。后来“教育小说”又被翻译成“成长小说”、“发展小说”或“修养小说”，虽然翻译不同，但其实质含义是一致的。近年有一篇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在分析“Bildung”一词在启蒙运动前后含义的演变之后，建议把“Bildungsroman”翻译成“塑造小说”，“因为‘塑造’一词既包含了对人心灵、人格和世界观进行内在塑造的含义，也包含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用外在知识教育青年以与社会融合的意思，它融‘人文教育’、‘成长发展’、‘主体内在塑造’、‘社会外在塑造’于一体，囊括了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突出了个人和社会的意志。” 但是无论怎样翻译，在西方原有的意义上，它们是同一指称，是同一类型小说的不同提法；后文所提及的诸多论证的原文，可能译法不同，但实际所指是相同的。本文主要还是采用“成长小说”的命名，因为无论是教育、发展、塑造还是修养都可以用成长一言以蔽之。<br/>西方许多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或系统或重点地论述过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但由于语言文字沟通上的不便、时间历程上的久远和翻阅文献资料的有限，本文只能提供以下几种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br/>《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在“小说”这个词条中涉及了成长小说的部分内容。M.H.艾布拉姆斯认为：“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 随后，他提到了“‘教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Kunstlerroman），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住他的艺术技巧的经历。” 艾氏的界定虽然简短，但却点出了西方成长小说最重要最基础性的内涵，那就是主人公以无知的幼年为起点，在生命历程的各种遭遇中逐渐成长成熟，精神上的危机则通常是主人公启悟升华的重要契机，他最终成为一个理性的主体。<br/>从《比较文学导论》一书的注释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西方学者对“成长小说”及其作品的众多关注和评述。弗朗西斯•约斯特在参阅了他们的文章之后，给出了以下关于成长小说的理解：他认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必须从世事人生的教训中获得益处”，仅仅是“对世事人生的透彻了解并不能使任何人自然成为一部教育小说的理想人物”。 “教育小说这一类型可以解释为自我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其着重处在于自我的教育过程。” 教育，获益，进而成熟，说明了西方成长小说的某种判断标准：主人公在众多的经验与教训中塑造完善自身的性格，端正对待人生的态度。而精神上的丰富和提升依然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弗氏认为，“教育小说一直是精神旅程的一种记录，是新的《天路历程》。内心经历的旅程有多远，品格的完善便有多大。这里发生的转变是从摇摆到坚定、从谬误到真理、从混乱到明确、从自然到精神的转变。” 由此可见，精神上的启悟经历是成长小说所贯穿和所偏重的，主人公的品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转变和完善，其心灵不断地澄清、飞跃和完美。至于他所说的：“成长小说是描写青春期即成年初期的小说，描写少年变为成人也即是人心中童性渐次消失的时期的小说。它是‘长大成人’的小说。” 这段话，则显得含混、语焉不详，有点儿大而化之的感觉。<br/>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界定在某一个层面上较为明晰和详细，他在其《小说理论》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讲述《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他以“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和人物形象”为切入点，分析了“小说体裁”中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的变体”――“教育小说”。 首先，巴赫金严格区分了“人的成长这个重要的因素”：认为“大部分小说（以及小说和各种变体）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小说的情节、布局以及整个内部结构，都从属于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主人公形象的稳定不变性、他的统一体的静态性。主人公在小说的公式里是一个常数；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空间环境、社会地位、命运，简言之，主人公生活和命运的全部因素，都可能是变数。”“主人公形象本身却没有运动，没有成长的过程。主人公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点，小说中的任何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点进行的。” 而与此相对的恰恰是成长小说，巴赫金指出：“除了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数量众多的小说类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见的小说类型，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 然后，巴赫金阐述了他所理解归纳的成长小说的五种类型：纯粹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型小说、训谕教育小说、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同时，他还举出了各类型的代表性作品。<br/>但是，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界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定位，缺乏定义本身的完整和具体，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什么是成长小说”。巴赫金是侧重于某个点展开论述的，而这个点就是“变数”和“时间”。他强调了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动态变化，和这个变数对小说情节的推动作用，也强调了线性时间对人物性格发展的极大影响，但是我以为：巴赫金对成长小说重要元素的精确把握也还不能看作是他对成长小说的定义。<br/>倒是我国的学者在对西方成长小说的某些典型文本进行译介时，对“成长小说”做了较正式的界定，更加明确具体的阐释了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成长小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成长小说理论的空白，也为中国的成长小说提供了发源和衍生的母体。国内近期对中国成长小说的论述，大多是从以下几种界定入手、并进而拓展延伸的。<br/>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被公认为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是歌德在德语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它使成长小说成为德国文学的传统样式。冯至在其翻译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有一篇《译本序》，这个序言写于1943年夏，修改于1984年8月，他结合具体的作品评论对西方成长小说做了最初的介绍。《译本序》开篇，冯至直接援引歌德晚年在《纪年》里的原话，将其视为“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意图”，甚至“可以当作德国所有“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共同的题词”。 但被翻译过来的歌德语言并不太好理解，阅读之后依然是有些懵懂。倒是书末的那句话成了解读时最便捷也最有效的钥匙：“我觉得你象是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外出寻找他父亲的驴，而得到一个王国。”歌德自己也一再地引用这个比喻，而于不知不觉中将其视作了小说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意义。所以，把握了这句话也就把握了支撑这部作品的中心点。<br/>随后，冯至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西方成长小说：“德国有一大部分长篇小说，尤其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三百年内的代表作品，在文学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名称：修养小说或发展小说（Entwicklungsroman）。它们不象许多英国的和法国的小说那样，描绘出一幅广大的社会图像，或是单纯的故事叙述，而多半是表达一个人在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中间所演化出来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修养，自然是这个字广泛的意义，即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 人生历程中的所有东西都会对成长发生作用，在客观公平的基础上，欢笑、真情、成功和悲伤、虚意、失败对人的成长成熟具有同等的“杀伤力”。关键则是看个体如何正确理性的体验他所经受的一切，如何找准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在人生中的价值，最终领悟、提升和完善自己。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冯至的定位中，“向上”或“向善”的结局似乎并不总能成立，个人可能“运转自如”，也可能“失却自主”，这里所强调的是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内心发展与外界遭遇中演化出来的历史。<br/>1999年，杨武能也曾经写过一篇《<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逃避庸俗》作为代译序。他用简捷的几句话说明了成长小说的含义：“顾名思义，这种小说写的都是一个人受教育和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成长过程。当然，这儿的所谓受教育是广义的，并非仅只意味着在学校里念书，更多地还是指增加生活的阅历，经受生活的磨炼，最后完成学习和修养。至于学习和修养的结果，却因各人的内在天赋和外在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只是也终将像浮士德似的通过种种的迷误而走上正途，认识并且实现人生和自我的价值。” 显然，杨武能指出的是成长小说主人公从迷途走上正途，最终实现价值的人生旅程。<br/>关于成长小说，刘半九1979年12月在《绿衣亨利》的《译本序》中作了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最详细的概念梳理和界定。“在近代西欧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的画廊中，就有一种几乎传记而不能称为传记的品种，名曰‘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这种文学品种不同于一般的长篇小说，不是以一个或几个成熟的、定型的性格为中心，通过一些特殊的、复杂的以至离奇的生活现象或传奇情节，呈现某个社会的某个时期的横断面。它也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作品，不是以真实的不可改变的人物或事件为描写对象，来表现这个人物在特定社会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并通过这个具体人物反映作者的有关的历史见解。‘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刘半九正好点明了西方对“教育”一词的极大重视，人是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成熟和丰富自己、融入社会的，其结局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而是经验教训的提升总结，激励读者勤勉向上好好生活。而在广义上，“反映出一个典型性格的成长过程”，其“经验又将从正面或反面为读者提供认识生活、改造生活以至创造生活的能力”， 这些都可以称为成长小说。<br/>这里，他同样提到了主人公的表现或者结局，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但无论结果如何，成长小说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我想说明的是：多数成长小说仍然是以成熟理性的个体为终结的，他在其未来新生活中是个有着独立价值的主体，“向上”的理想仍然是大多数成长小说努力的方向。因此，刘半九的概念定位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教育小说’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br/>由于对成长小说内涵并不完全等同的界定，以上这些不同的学者对成长小说的外延也就有着不同的文本划定和归纳。常见的公认的作品除了上文曾经提到的两部小说外，还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托马斯•曼的《魔山》、卢梭的《爱弥尔》等等。其它，如毛姆的《人性的枷锁》、葛里美豪森的《痴儿历险记》、维兰德的《阿伽通的故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托尔斯泰的童年三部曲，等等，是否为成长小说，那就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br/>归纳起来，关于西方成长小说的界定主要点明了以下几个重要尺度或特征：小说以主人公的幼稚无知为叙述起点，这构成了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成长的前提基础，这种“白纸状态”的苍白和无力正对应着成长终点时的主体的丰富和理性；展开叙述其生命历程中的种种遭遇，尤其是精神上的危机，这构成了主人公成长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主人公总是要通过种种的磨难和考验才能成长成熟起来；小说主人公最终一般都是得到了思想和性格上的成熟，尤其表现为精神上的启悟升华，他们能从世事人生中获得教益，认识并明确自身在社会人生中的位置与作用；西方成长小说注重教育问题，通过主人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体现自我的教育过程，这种受教育是广义上的社会和人生的教育；主要强调精神上的启悟历程，而不是外部的行动，主人公的品格和智力在心灵世界的体验中逐渐趋于成熟和理性；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变数，是动态的统一体，同时时间的线性流程注入到成长中的主人公身上，种种磨难和线性时间推动了主人公性格和命运的不断成长和发展。</font><br/> <font size="2">第二节 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概念的模糊尴尬<br/><br/>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成长小说的身份却显得模糊而尴尬。在评论家严谨的论文或谈话式的交流文章中，“成长小说”一词更多的是对西方某些文本的界定。他们会对西方成长小说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引入或介绍，同时用“成长小说”对中国的某些文本进行某种冠名；简言之，即将西方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文本身上，却不展开具体的阐释。中国的“成长小说”究竟拥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呢？在迄今为止有限的资料中，除了近年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尝试着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外，几乎就找不到有权威的公认的概念界定，研究也缺乏整体观，仅仅是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对某部经典作品作具体的论述。<br/>在网上进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光盘的全文检索，用“成长小说”作为任意词在1995年至2002年上半年这七年半的时间里，只检索出28篇出现了“成长小说”这个字眼的文章。而打开全文的结果更是让人扼腕叹息，这绝不是说这些文章本身价值如何，而是从“成长小说”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没有一篇真正提及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的文章。与西方相比，这一理论上的空白，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正是本文努力体现的价值所在。<br/>在这28篇文章中，粗略来看，有7篇文章仅仅将“成长小说”作为一个既存的词语而提及，有时候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与全文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里的成长小说体现的都是西方文学传统上的意义，作者大概是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某种阐述。有5篇文章用再简单不过的文字涉及了西方成长小说的主题或模式。但是，诸如“传统的寻宝故事和个人成长小说，这类叙事模式往往是用来表现一些启悟性或探索性的文学主题” 和“按照一般成长小说的模式，叙述主人公高大泉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 这样的语言，实在太过粗糙，而且并不好把握。并不是描写了成长历程的小说都可以是成长小说；何为启悟和探索主题也显得朦胧模糊。郜元宝在评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时提到了余华和他的《呼喊与细雨》，认为小说有意不让主人公长大，而“宁可让‘我’在童稚的混沌中承受大人世界对他的戕害”，“余华正是以这种古怪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成长小说’的俗套，坚守住他的童年的价值立场。” 但是，郜元宝所谓的俗套是什么呢？我们除了从拒绝成长一点上，可以相应得知成长小说的“成长”性能，并不能更多的知道他对成长小说的解读。仅有2篇在标题中就出现“成长小说”字眼的文章：其一《北岛，或关于一代人的“成长小说”》， 与成长小说的概念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它只是作者对北岛的评论，顶多可以看作是关于北岛的人生故事。其二《美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 从标题就能得知作者论述的视角远在遥远的美国，他给了我们关于美国成长小说的定义和创作模式。而对成长小说最“详细”的表述只有1篇，它出现在对梁凤仪小说的评论中，作者认为“她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主人公成长小说，包含某些人生哲理况味。这种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当然这特别表现在命运和转折点上，作者叙述主人公一段生活时期所经历的各种遭遇，而这位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特别是情爱上的危机，然后觉醒成熟，并重新认识自己在都市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位置。” 显然，作者的界定仍然是从西方传统概念出发进行的自我表述，由于文章的重点不在于“成长”，也就不可能引出对中国自己的成长小说的论述。<br/>另外的13篇文章基本上都是我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具体的文本作出的某种冠名，也就是他们自己认为某部作品可以称之为“成长小说”，却不对自己所认定的“成长小说”给予理论上的说明。这样的认定，一方面显示了成长小说在中国境内的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理论上的亟待填补。许多评论家和作家甚至没有对成长小说概念作必要的梳理，便直接为作品扣上了成长小说的帽子，原因也不展开解释。有关成长小说中国自身的特色基本上都没有阐述，也就更没有具体的比较和定位了。陈染和林白的作品是最经常被人认定为成长小说的，女性主体的成长成熟过程和独特的女性话语书写，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王光明、陈思和与其他几位评论家都或详或略地分析了她们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无处告别》等。其中《对“成长”的倾注――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以成长主题作为解读女性小说的钥匙，是唯一一篇与成长密切相关而与成长小说关系最近的文学评论。作者分析了“成长”的双重内涵，然后从众多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概括出“成长”主题的几个方面：童年记忆、对性的体认、同性恋情、母女关系的重新审视。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剖析女性成长体验的全新视角，女性话语的书写也在成长的平台上得到了更为微妙的施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陈思和所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进行分析时，认为“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这里，陈思和同样没有进一步的阐述，那么他为什么抛开了常见的政治社会角度而使用了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名词呢？在他的理论世界里，中国的成长小说又是怎样的呢？二是，在晚生代作家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中，丁天认为他的某三篇小说“都应该算做成长小说，它们都和青春、友谊和爱情有关，同时它们又都很情绪化”。 这段话自然不能作为严谨的论文来看待，但这种看似很无意，恰恰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坛对成长小说的含混理解。事实上，青春之类的东西并不是成长小说的本质元素，作者对此显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许多人在使用“成长小说”一词时，因为与青春的状态挂钩得更紧密而主观地将一些青春小说、少男少女小说也一并划了进来，或者仅仅从“成长”出发，将描述了生命成长历程的小说全部算作了最宽泛意义上的成长小说。<br/>至于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时段里检索“教育小说”一词时，虽然出现了34篇文章，其中有2篇与成长小说的检索重复，但它们的意义对于理解中国的成长小说更是遥远而不着边际。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成长小说的接受和理解，然后作为一种小说种类被提及，不是从认定西方的某部作品为成长小说出发，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概念。仅有1篇文章提到何顿时，认为他的“一些小说具有一种共同的结构，类似于教育小说，在某些方面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如《高老头》的结构相似”， 然后稍稍说明了他的理由，主人公都经受了种种“教育”，而其不同在于是否建构了主体性。作者对教育小说的理解仅止于此，没有展开。而值得关注却是与本文论述重点相距甚远的一种“教育小说”的提法：在中国近代，教育小说偏重于叙述狭义上人文教育的小说，更多的是与学校教育或者小说本身的教育意义相关。它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所没有的一种类型出现的，“20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诞生，”中小学校和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一可观的新的受众群体的存在和需求，刺激了外国教育小说的翻译”， 也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小说家从事教育小说的创作。1904年10月30日《申报》刊载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启事，其征求的四类小说中第一类便是教育小说，“述旧时教育之情事，详其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为主”。 显然这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学的问题。同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教育小说和所谓的政治小说一样，越来越强调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实验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至少有5篇对他的评论在文章的标题中明确的使用了“教育小说”一词。但这里的中国教育小说与西方教育小说并不是一回事，它与西方成长小说意义上的教育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br/>有15篇文章出现“发展小说”字眼，其中3篇与上文的检索重复。除了最一般的对西方成长小说的理解和界定某部作品是发展小说外，其余的便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发展”不是名词，而成为动词，意为：发展了小说的什么什么；或者两词根本连不到一起，意为：随着什么的发展，小说变得怎样了。“修养小说”一词则根本找不到一篇文章。<br/>由上可见，目前当代中国对于“成长小说”的理解和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对西方概念的援引和套用，语言太过简单而无法深入和展开；仅仅指称某部作品为成长小说，但却一笔带过，用略显随意的冠名暴露出了使用“成长小说”一词时的轻率和理论上的缺乏；对“成长”一词的理解主观，使用宽泛，似乎与“成长”关联的小说都可以被纳入；成长小说与青春小说、少年小说甚至儿童小说的界限不清；几乎没有对中西“成长小说”做必要的理论比较，中国成长小说的内涵是否有发展或变异、外延怎样，没有自觉地探索。<br/>当然，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光盘的全文检索绝对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因为近年已经有一些评论开始关注中国自己的成长小说，尤其是数篇博士和硕士的研究论文。但是，后者同样不能作为我们国内对成长小说理论的缺失的借口。在我所查阅的其他资料，如中国期刊网或者网上资源中，“成长小说”一词并非少见，但出现的情况基本上都包含在上述状态里了。比如，在网上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史哲专栏目录，自1994年至2003年：共有4篇标题中出现“成长小说”的文章，其中3篇与上文重复，另1篇樊国宾的论文将在下一节提及；共有6篇以“成长小说”为关键词的文章，但除了1篇将曹文轩和他的小说与“成长小说”挂上钩外，其余5篇全部是对西方具体作品的论述；约有120篇在全文中出现“成长小说”字眼的文章，其中约10篇与上文重复，其余情况也与上文“重复”。共有8篇以“教育小说”为关键词的文章，内容大多数都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探讨。<br/>不得不提的是，成长小说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尴尬，那就是：成长小说是否在儿童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与所谓少年小说、儿童小说、成人小说之间究竟是隶属、并存、交集还是不相干的关系？谢有顺在他的《走下神坛的“梦之队”》中提到曹文轩时，曾经用过这样的表述：“曹文轩是写儿童小说（成长小说）的”。 这括号中的“成长小说”四字，他试图表示什么样的含义和关系呢？与儿童小说是等同还是被包容？或者他根本没有牵涉到西方的概念，而只是从成长的角度说明曹文轩小说关注的重点？<br/>那么，曹文轩自己对“成长小说”又有怎样的界定呢？在本文的有限查阅中，曹文轩至少明确认定五部作品为成长小说：他自己的《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他的博士生桑地的《看上去很丑》和郁秀的《太阳鸟》。但是，我一直没能找到他详细的原文，只能是他的只言片语或别人对他的陈述。关于《红瓦》，一名记者对他的访谈录中告诉我们：“《红瓦》被称为‘是一部探索人生的学者型长篇小说’。曹文轩认为这一概括简明扼要，很确切。他说：‘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红瓦》是一部成长小说。有一篇关于《红瓦》的书评我很喜欢它的题目，叫“倾听成长的声音”。’” 关于《根鸟》，他认为：“这是一本成长小说，或者说‘路上小说’。中国目前还未有这个概念。” 关于《太阳鸟》，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小说类型――成长小说”。 我不知道他所指的“路上小说”是什么，或许他是强调了成长的历程性。就我主观地猜测，我以为曹文轩认为在儿童文学或青少年文学的领域里没有成长小说的概念，现今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类型，因此他提出“成长文学”和“成长小说”的概念。桑地《看上去很丑》一书的序言中，曹文轩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然后他告诉我们：“中国几乎没有成长小说，甚至没有‘成长小说’这一概念。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带，长久地荒芜着。”“现在已到了命名的时候了。”但是，他却又用模糊的语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它就是它，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叫‘成长小说’。”桑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曹老师所说的成长小说，就是对成长过程的一些描摩。‘成长小说’这个概念是北大的戴锦华老师和曹老师在《红瓦》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可能这种说法是晚些才出现，但这种类型的作品很早就出现了，理论的总结总是晚于实践的。” 然而，苛刻地看，曹文轩根本没有对成长小说作出严格的界定，到底什么才是介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状态？而对成长过程的描摩也显然是太过宽泛的说辞，这并不能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独立存在的标准，这样的范畴划分实在有些大而无当。<br/>与此同时，由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一书更可以让我主观的将曹文轩他们的成长小说与儿童文学挂上钩。在这本有关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现状的自由对话中，五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梅子涵、方卫平、朱自强、彭懿和曹文轩)就儿童文学界关注的十二个论题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理论研讨，其中论题之一便是成长小说。“关注图画书和成长小说，是他们在世界儿童文学坐标的参照下，对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缺漏和遗憾的积极补救，也是他们对更多新可能的一种努力追寻。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观点及表述上的分歧：究竟什么是成长小说？它是隶属于少年小说还是可以获得独立的‘公民权’？” 我未能找到此书，但这样的表述或许可以从某个侧面看出：他们的“成长小说”是介于传统的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的，偏重于青春期少年的一些作品。但如果上文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对成长小说的界定与研讨的话，那么与本文所论述的中心可能就相距太远了，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也有着较大的位移。当然，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本文只能是主观臆测，仅仅是提供一种可能的说法。<br/>我个人认为：儿童小说和青少年小说与“成长小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前两者中可能出现成长小说，但并非所有的儿童或青少年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后者中也可能出现儿童或青少年小说，但成长小说并不都是描写儿童和青少年的。显然，对它们的命名是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的，前两者与年龄段有关，偏重于生理上的一种存在表现，而后者却指向一个过程和相应的表现模式，成长是所有人的人生主题曲。因而，这种仅仅在儿童文学领域里对“成长小说”的定位有着明显的局限性。</font><br/><br/> <font size="2">第三节 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浮现姿态<br/><br/>“成长小说”的概念在中国大量不规范的使用及其含义的尴尬模糊，只能表明中国当代文体理论需要更大的投入，并不能掩盖事实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探讨的独立存在，锋回笔转的结果必然是我们对成长小说的正视与梳理。与此同时，难能可贵的是数篇关于中国自己的成长小说的解读，无论是简是繁或点或面，毕竟他们撩开了面纱还原了存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尘封良久未曾开启的窗，原来成规的世界还有另一种滋味的美。<br/>早在1993年，李扬在他的《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中就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述《经典文本分析：<青春之歌>与成长小说》。 他阐述了自己对成长小说的理解和对《青春之歌》的解读，跳出了以往文学史的固定框架，提供了从全新角度对经典作品剖析的一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正名。但是，随后的“成长小说”解读就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了。《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上，汪东发的《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一文认为这是同一个成长故事的三种不同讲法，从叙事者、叙事格局、叙事形态等角度比较了上述三个文本。2001年《上海文学》第2期刊载了张闳的《革命的“灰姑娘”》，依旧是对《青春之歌》的解析，不同的是他归结出了所谓“革命灰姑娘”的模式，从成长叙事的角度赋予了成长小说新的阅读可能。然后是2002年的两篇硕士论文：《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和《困惑的张望――新潮成长小说论》 。前文从叙事学的角度，以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成长的主人公，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历程，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并试图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上升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后文则以困惑为原点，论述了新潮成长小说的兴起流变、主题话语和叙事模式，并试图对新时期文学作出某种文化阐释。紧接着是同年7月份西南师大学报上的一篇《“觉今是而昨非”之后：近年“成长小说”漫论》，虽然作者列举了近年的几部成长小说，并归纳了他所界定的“成长小说”的共同特征，但我以为，这更多的只是一家之言。今年3月21日，《河北日报》网站上有一篇孟繁华的文章：《成长小说与没落群体》，在第一段落他就以简捷明确的语言指出了中国成长小说与西方成长小说的最大区别，认为“后者主要是叙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他们各种遭遇和经历，并通过巨大的精神危机后而长大成人的故事。“成长”并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指个性如何获得了理性的升华，能够融入并认识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不再自以为是，对世界和环境不再感到陌生和不可把握；中国的成长小说不是这样，人物的成长总是有一个精神导师在指引，比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欧阳海之歌》中的指导员等。”前者的“主体是‘成长者’自己”，而后者的“主体则是外在于成长的他者”。但由于其重点是在分析《兵谣》和《所谓作家》两部小说，所以他只是强调了主体的不同生成方式，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br/>目前对当代中国“成长小说”最详细最全面的梳理，我认为应该是樊国宾近年呈示给我们的几篇论文：《九十年代“成长”主题小说的伦理底蕴》 、《从“精神之父”回到“肉身之父”：当代成长小说叙事动力之蠡测》 和《“十七年”成长小说兴起的深度溯因》 ，最后这篇论文则节选自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主体”之生成――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时期主人公成长与国家寓言的同步建构、九十年代的成长小说体现了“中国社会精神价值背景的龟裂”，两个时期肉身之父和精神之父的缺席与在场，成长主人公对“父”的信仰与颠覆，成人式的父亲命名和自我命名，等等，在他的文章中都有过较为详细的阐释，他找到了解读成长小说的更细小的突破口。无论客观上樊国宾给了我们怎样的关于成长小说的定位，但至少主观上他将触角有意识的探向了“成长小说”，将中国的成长小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高度。<br/>综观成长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境遇，无论少数论文对成长小说的有意识探寻，还是部分学者对具体作品的冠名或命名，或者即使是众多评论者对成长小说个体的理解和运用，其实在不同的层次上都反映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文本的真实存在。同样，无论理论上的总结有多么众说纷纭，无论他们的侧重点和界定概括有多么不同，或者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都呈现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理论的一种浮现姿态。毕竟它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进入了我们的评论视野，我们所期待和努力的便是这一理论的定型、成熟与完善。<br/>对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界定首先应该避免的就是简单和笼统。不能够将其等同于与“成长”有关的小说或叙述“成长”的小说，也并非涉及成长主题的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另外，儿童小说和青少年小说与“成长小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我认为它们是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前两者与年龄段有关，而后者却指向一个过程和相应的表现模式。当代中国的成长小说，大致也是以一个性格尚未定型、处于“白纸状态”的个体为主人公，描述他（或她）成长历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尤其是精神上的危机，通过他（或她）对自身和他人的审视、与社会和人类世界的交往，展现其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人格上的变化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走向理性和成熟的主体。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这种成熟表现为思想境界的升华和灵魂人格的飞跃，个人的“小我”通过革命的叙事模式融入到国家的“大我”，这种主体的生成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隐喻着民族国家的成长。其典型个案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和主人公林道静。九十年代至今，个人作为实体性的存在日甚一日地张扬在文学的世界，成长小说终于可以从容地讲述属于每一个独特个体的生命的成长和心灵的体验。而与此相携相生的便是对成熟与理性的判断，主人公不完全是对社会认同和为社会所认同的主体，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的“我”。这类作品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br/>至于被本文所主观排除的文革时期和八十年代的创作，有必要进行如下的说明：文革的断档是显而易见的，“八部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在所谓红色土地上的横扫千军，带来的只能是真正独立的个体的缺席，高大全式的主人公又怎么可能有一个从懵懂无知到成熟理性的成长过程？他们是只能仰望而不可企及的近乎于“神”的存在物，而绝不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前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回眸的方式来反映曾经存在的沉痛感和悲剧性，以理性的思考作出某种评判与展望；改革文学则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着塑造新的高大全式典型的潜性倾向，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仍然是政治权力意识渗透的冠冕堂皇化。个人的存在，显然还是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众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流派如潮涌般进入了我们的国门，中国的作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在中西文化力量的冲突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参照系。寻根的触角伸向了那些名之为古老与原始的时空，他们试图挖掘民族文化深层的精神和性格；先锋的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形式探索引发的是个体经验上的荒诞感和迷宫意识；新写实的创作倾向则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图景。但是寻根文学也好，先锋派也好，新写实也好，等等，个体成长为主体的成长小说几乎没有有意识的创作。“‘新时期关情于一连串的‘大叙事体’，并且被放置于民族国家的讲述空间里，社会现实问题牵引着作家的意志与文本的生产，文学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或公共文化空间制造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整个八十年代的叙事努力”“是在争取个人的话语空间与诉求权利”。 </font><br/><br/> <font size="2">第二章 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br/><br/>简言之，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客体的全部特征称为概念的内涵，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内涵也就是这个概念所反映出来的当代中国的成长小说的全部特征。对于一个概念的界定本身就足以让我不堪重负，而此刻的“全部”更是让本文陷入了无法避免的尴尬。何为中国当代成长小说，除了有太多的人还未曾将此提上议事日程之外，仅有的也实在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本章所做的努力，是我个人的意向性界定，这一方面或许会在未来的某天发现曾经有所建树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惴惴不安，因为初期理论归结的粗疏、偏颇甚至可能的错误。本章将试图理清我个人对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主观而朦胧的解读思路，概括出我所理解的当代成长小说所具有的特征，在主观上尽可能覆盖其内涵。<br/>前文曾经简单提到了我所界定的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本章将从叙事模式、主题内容及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成长等因素出发展开阐述。<br/><br/>第一节 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br/><br/>传统的西方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以主人公的幼稚无知为叙事起点，然后描述其成长历程中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若干次精神危机，在社会的熔炉中不断受到教育，最终获得思想和性格上的成熟。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主体框架上与西方相一致，但在中国的特定时代和背景中，却显示了富于个性色彩的表现形态，成长的个体、成长的内容方式和成长的标志在不同的文学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表征。<br/>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成长小说以《青春之歌》为典型，其成长的叙事模式表现为一个落后阶级的或性格上有缺陷的需要改造和帮助的个体，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茫然或认识不足，对自身在那个时代的位置和如何发挥作用困惑不解，在精神导师共产党人的引导下，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在曲折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在思想上高度觉悟成熟的主体。九十年代前期的成长小说是以《动物凶猛》和《在细雨中呼喊》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其成长的叙事模式大致为一个无知和“白纸状态”的个体，有着不同于传统的逻辑话语的视角和行为，经受种种挫折和精神上的危机，主要是关乎生理上的性和心理上的爱的激烈冲突，最后随着生理的长成而成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着独立的价值评判的主体。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成长小说主要是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写作，其成长的叙事模式主要是一个懵懂困惑的女性个体，充满着对自我、对女性、对男性、对社会的强烈认知欲，通过对身体感觉和心理流程的内省与审视，真实展现其惊世骇俗的精神履历与心灵成长史，最后明确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成长为具有强烈自我认同的女性主体。<br/>首先是成长小说叙事的起点，它对应于成长的个体。<br/>成长个体的懵懂和白纸状态，在中国语境内并不都意味着儿童状态的幼稚无知，这在“十七年文学”中表现尤为明显。主人公的叙事起点更多的是与阶级局限性挂钩，特定的经济地位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拥有不可避免的性格缺陷，比如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幼稚，对国家前途的茫然未卜，对自身未来的空白惶惑，农民贫苦阶级苦大仇深却不知如何翻身，或者困惑于解放后的建设斗争。《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有着双重血统：地主剥削阶级和农民阶级，她不幸的童年很自然地使她同情劳苦大众、痛恨黑暗社会，但改变现实的想法仅仅停留于萌动的表面，她缺乏对自己的主体认识，更缺乏对民族国家的宏观把握。《三家巷》中的周炳被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他身上同样是矛盾的结合体。《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在最初的时候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他的莽撞侠义倒更像是个绿林草莽英雄。再比如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父女两代的血海深仇使她加入娘子军时想到的首先是造反报仇。当然，还有一些弱小个体的成长故事，他们主要是性格上的弱点，像《闪闪的红星》、电影《小兵张嘎》那类的。<br/>九十年代文学的成长个体一般都表现为一个更纯粹意义上的“白纸状态”的青少年，他们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基本上还是懵懂茫然，对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又采取了置疑、漠视甚至游离的态度。而女性书写更是将敏锐的感悟力向内收回到女性柔软的身体和敏感的心灵，童年时期对性别的困惑、对自我的探索，构成了女性写作最初的叙事张力。这一切都就使得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叙事的起点上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动物凶猛》中“我”的人生目标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是“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目标是唯一性的。然而，文革的特殊时代造成了这种角色定位的虚幻，时代的忘却完成了成长的“白纸”起点，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躁动和宣泄像脱缰的野马却又找不到这种释放的承载体。《在细雨中呼喊》以六岁时的孙光林作为叙事开端，仅仅是这个“六”字就足以说明主人公的幼小与无知。而他的孤独与乖僻更是让他无法在家庭这个本该温暖的小窝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与话语，更别提走进社会这个群体了。《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自幼丧父，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对母爱的生疏和与外在世界的隔离，让她在本该逐渐认识并接受这个社会的时候，却长久的立于思想的空白点。幼儿园里，五六岁时，那个实在显得太幼稚的时空里，她已经将自己长久地停留于对自己的“凝视”与“抚摸”。而与此同时，对自身、对性别、对社会的困惑又在更深的层面日甚一日。《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里拥有着她支离破碎的童年，父爱的消逝、母爱的变异、身体的内视和性的觉醒等等让成长的声音充满了创伤性的无知和焦虑。<br/>其次是成长小说叙事的主干，它对应于成长的内容和方式。<br/>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中的成长自然是最显著的特色，个体在具体的革命实践和建设斗争中从迷惘软弱逐渐发展得坚定成熟。往往要遭遇种种血与火的洗礼，在肉体上经受痛苦折磨的同时，个体更得面临信仰上的巨大危机和抉择，这个时候，精神导师共产党人不可替代的引导力量便成为个体成长中相当关键的因素。小说注重的是个体精神上的改造，而生理上的长成则是被忽略和遮蔽的，即使出现爱情的描述，也多是政治性的，是对政治身份的选择和对政治观念的演绎。归纳起来，十七年文学时期，成长小说的内容是革命中的理想成长，方式是精神之父的信仰向导。《红旗谱》中朱老忠在乡亲的帮助下重建家园后，便投入了与冯兰池为代表的恶势力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脯红鸟风波、大贵被抓去当兵、“一文一武”的谋略、去济南探监、反割头税斗争，等等，这一系列事件以血的现实教育了他，仗义鲁莽的朱老忠一步步地变得有勇有谋、意志坚定。而贾湘农的出现就好比黑夜中一盏明灯，这个成熟理性的党的代表给予了他最初的启蒙，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越来越具象的东西进入朱老忠的思维。同样的线性发展还表现在林道静、吴琼花的成长叙事中，现实的革命斗争中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锤炼，使得成长主人公逐步走出幼稚和迷惘的困境，而卢嘉川、江华和洪常青同样起着关键的信仰导师的作用。当然，这种精神之父并不仅仅表现为具体的代表党的某一个共产党人，也可以是理念层面的崇高信仰或坚决拥护并实践共产主义信念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精神领路人的作用是一致的。<br/>九十年代文学，对成长的叙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小说将叙事的笔触转向了真正作为个体的“人”，关注个体在自我的人生历程中所体验到的生理与心理的微妙成长。欲望的膨胀、性的诱惑与冲动、爱情的寻求与失落、亲情友情的温暖与变异，等等，生命以其自身的张力构筑了成长足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女性写作更是通过对身体放纵张扬的探微、对心灵真实大胆的袒露，真实展现了女性个体的生命成长史和心灵成长史。精神上的困惑与危机，已经不再由什么导师来引导了，而主要是通过主人公自我的体验与感悟完成某种价值评判体系的建构。归纳起来，九十年代的成长小说，内容是人生中的生命成长，方式是个体自我的价值建构。《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对生命最初的恐惧来自黑夜的雨中孤独而无依无靠的呼喊，从六岁到十八岁的成长，他默默的承受着家庭的隔膜和疏远，从鲁鲁和爷爷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死亡的丧钟。曹丽美丽的脸和冯玉青摇曳的辫子给了他最懵懂的美妙情感和最无限的憧憬，然后却是黑夜流出物的困惑，是女性隐私暴露时的丑恶，是他对一个姑娘臀部的大胆接触，性的欲望突然变得那么赤裸裸。而友情的短暂让他尝遍了分分合合的甜蜜与苦涩，爱情的幻想却又总是破灭得不留一丝余地。没有人可以给孙光林终极的依靠，他的成长来自于自身的静静体味。《动物凶猛》中同样是生理上性的欲望与冲动和心灵上爱的美妙追求与失落，生命的体验常给人一种极致的痛楚，性和爱往往是这一阶段成长小说面临的挫折和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至于女性的成长小说，它最无法绕开的死结便是对身体欲望的观照与心灵隐秘的直视，它们像一把手术刀把什么都解剖给大家看。《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在自我抚摸中获得巨大的身和心的快感，渴望别的女性并从中获得同性慰藉，还有其性的觉醒与体验，对家乡和男性的逃离努力，都标明了她对女性空间的主观构建。个人化写作、欲望写作、躯体写作、私语化，等等，在这太多的命名中或许可以窥探出女性写作的质素。<br/>最后是成长小说叙事的结点，它对应于成长的标志。<br/>所谓成长的标志其实也不完全准确，本文想表述的意思是个体最终成长为怎样的主体了，而对这种主体的确认应该隐含着一定的判断标准，虽然没有严格界定，但大致有塑造的倾向性。也就是说，如何判断个体成为成熟理性的主体。<br/>“十七年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主体的成熟表现为主人公在思想上的高度觉悟和理性，他们从渺小的个人中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坚强巨大的实体存在，这个崭新的主体甚至还成为后来人或下辈人的新的精神引路者。他们在融入国家民族成为其中一分子的同时，既完成了对自身宏大话语的刻模，也开始了对其他弱小个体的宏大话语的讲述。或许有很多诘问来自于对真正的“人”的质疑，但我始终认为：只有那样的时代才能造就那样的神话！时代对个体成长与国家命运的捆绑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一点，从小说和他们的叙事主人公在事实上成为中国青年精神成长的教科书就可以窥见一斑。他们是那个时代小说中存在的真实产物！朱老忠在入党后，形象越来越高大，已经由个人复仇的自发反抗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斗争，成为锁井镇智慧与力量的象征。林道静、吴琼花同样也是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坚强成熟的革命者，她们面向前方艰辛但却充满胜利的征途迈开了坚定雄健的步伐。<br/>对于九十年代成长小说的解读，最大的困惑在于何为最终归化成的成熟理性的主体。本文所理解的成熟理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成为社会的合作者”，也就是认同社会也为社会所认同的主体，而是伴随着生理上的长成，在心理上成长为一个有着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自我认同的主体。在属于自我的价值体系下，他们对他人和社会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明确自身的角色扮演和位置认定，女性则在对身体的解密过程中触摸到人性的深处，她们用自己的“眼镜”，在阅读自身的同时阅读女性、男性和这个复杂的世界。有太多关于价值失落、精神受难的说辞使得“墙头草两面倒”的恐惧成为本文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比孙光林幸运的是，本文听到了关于呼喊的一种回答：“譬如倪拗拗与林道静式的‘新人’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成长主体’，他（她）们带来了一整套自证其说的价值理想，……”。 倪拗拗由叛逆、成长从而走向独立；林多米的成长过程始终是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痛苦而漫长的自我寻找和自我认同过程，最终无论现实状况如何，她在心灵上确认了“一个人的战争”，对“一个人”的选择标志着她“自证其说”的成熟。多年后，“我”在回望那个“动物凶猛”的年代时，虚构的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记忆中永远值得珍爱的。“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来自于梦想和情感的青春世界在故乡的寄存。孙光林冷静的守望着他的家人、朋友和他自身对性和爱的最初觉醒，最后他考上大学去了北京。<br/>我曾经试图将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分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革命叙事模式、九十年代前期的生命叙事模式、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女性叙事模式。但这样的归纳显然不存在类别上的同一性，“革命”突出了成长的载体，主人公通过革命的实践成熟起来；“生命”一词意义太难定位，哪个时代的成长不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呢；“女性”关注了性别的亮点，但归根结底也还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因此，这样的判断只能是为解读不同时代的成长小说提供了一把可能的钥匙，凸显出小说中成长书写的独特性，它们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关键词。</font><br/> <font size="2">第二节 成长小说的主题内容<br/><br/> “主题”一词在中文里的含义是文艺作品中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基本思想，是文艺作品内容的核心。西方“主题学”引进后，其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含混，除了主题的含义外，还指向了题材、情节、典型人物等等。本节无意于对“主题”一词的纠缠不清，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主题的论述，因而加上了滥俗的“内容”二字。我只试图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呈示出来，从而加强对成长小说的细化理解。<br/>关于革命。在显性的意义上，革命是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改变社会制度或者对其进行重大改革。这是“十七年文学”中成长最通用的承载体，要成长就必须革命，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曾经的软弱幼稚才能被荡涤干净，“小我”才能融入“大我”，而主体的生成反过来又推动了革命向更深更彻底的方向挺进。这一点其实不用本文细数家珍，在太多红色叙事的文本中，革命始终是飘荡在小说上空的主旋律，他们在为主人公成长提供最佳熔炉的同时，更在宏观范畴里真实再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九十年代的革命，我视之为隐性意义上的，它不是烽火的战争也不是喧嚣的改革，而是内敛收回到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搏斗，这样的革命力度丝毫未见减弱，主人公在身与心的革命中体验着成长的快乐与痛苦。孙光林14岁那年突如其来的流出物，让他不知所措，黑夜的欲望诱惑和白昼的愤恨罪恶强烈的冲击着他的心灵。然后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女性形象，在那张“张牙舞爪”的彩色图片前迅速崩溃。而对身体最彻底最决绝的革命来自于女性写作，对身体的释放打破了长期无名而混沌的女性成长书写，《一个人的战争》光题名就足以表达出心灵成长的搏斗历程。<br/>“革命”是主人公成长的载体和武器。个体在革命的大环境大氛围中得到身和心的种种考验和锻炼，然后个体又通过革命的武器来解放自身，冲破原有的束缚，在成长的革命洗礼中获得主体的理性与成熟。革命推动了主人公的成长，主人公反过来又通过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解放成长。无论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还是九十年代文学中，都可以说，没有革命就没有主人公最终的成长成熟。<br/>关于爱情。爱情应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十七年文学”中“革命时期的爱情”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本该私人而浪漫的情感在这里只能是公众台面上的程式化。爱情在他们的成长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是缺席的。朱老忠的爱情早就是过去时态了，他的成长与爱情无关。林道静的爱情似乎显性了许多，然而有意味的是：小说通过她对爱情的选择完成了她对理想信仰的追求，也就是说爱情更多的是革命和政治的隐喻，爱情本身的因子是遮蔽的次要的。林道静一直深爱眷恋的人是卢嘉川，可是当江华提出关系的“更进一步”时，她在短暂的犹疑后便做出了归属的决定，因为这个高度觉悟的引路人是值得她去爱的，既然她无法拒绝，那么就全身心的去爱他吧。我始终存着对她的这种爱的置疑，她究竟是爱江华这个个体还是爱他所代表的群体呢？九十年代的爱情书写在自由广阔的空间里尽情展示了它的斑斓和繁复，爱情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回归了人自身。但它既是纯情欲放的花苞，也是一朵妖冶放纵的花儿，极尽生命张扬之能事。文革后期的极限背景，部队大院里无人管教的孩子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第一次看到米兰照片时，“我”的“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唤起了他最初的懵懂情感，纯洁的初恋情丝像绵长的线从此摇曳生姿。第一次看到米兰真实的人时，她的鲜活艳丽“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孙光林的朦胧情怀来自于曹丽和冯玉青，前者美丽的脸覆盖了他心目中女性的形象，而后者给予了他在池塘旁的那些岁月中最动人的憧憬。爱情在女性小说中变得有些无法捉摸，同性恋情、异性恋情、与性的纠葛，让爱不再是那么纯粹，爱情是什么，在女性的成长小说中是个让人难以诠释的问题。倪拗拗对父亲式恋人的寻找、与乔分不清母爱还是情爱的感情，林多米的傻瓜爱情、对同性的迷恋和交往，少女渴望爱抚时年长男性的影像介入，等等，使得爱情似乎与传统中的纯洁美丽相距甚远。<br/>“爱情”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主人公成长的佐料，似乎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的革命话语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不得不披上“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因而，爱情是被革命政治化的。“爱情”在九十年代文学中是主人公成长的主食之一，他（她）必定得通过爱情上的追寻与失落来逐渐达到其心理上的锻炼成长，这也就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精神上的危机。<br/>关于性。如果说对于爱情的书写在“十七年文学”中还能以政治的形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于性的书写就几乎是零了。性，是洪水猛兽，我们无法奢望它的登台亮相，这是一个遗忘性的时代！我常常猜测：在作家写作的背后是否将性等同了爱情？情感上的涟漪是否同步意味着生理上的需求？或者性是遮羞布下的丑陋，永远见不得阳光？本文无意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性的被遮蔽是无法抹杀的事实，主人公的成长与性无关。但到了九十年代文学，性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突然被解除了禁忌，它的横冲直撞破开了欲望的闸门，告诉人们一种存在的真实。孙光林看女性的目光也由原先的脸庞急促地转向了臀部和胸部，他在看电影时趁着人群的挤动触到了姑娘的臀部，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让他将手碰了上去移动了几下，甚至还大胆的捏了一把。“我”一直认为米兰在照片上穿的是泳装，她的肩膀、大腿和皮肤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从公车上的争吵和辱骂中领悟“最精致的下流”；明目张胆的谈论女人；米兰的勾人和娇娆用强大的磁力吸引着我，从此展开了对米兰的混合着性和爱的欲望幻想。主人公在对性的懵懂、渴望和冲动中逐渐解开了对自身的困惑，稳住了身体与心灵的波动，并努力去把握住未来的前进方向。女性写作中对性的揭秘则更为袒露和放纵，身体发育、性的觉醒、初次性体验、自恋倾向、同性抚慰、男女之间的性爱，等等，她们将一个女人在成长过程中独有的体验描绘得坦诚而富有激情，“猛兽”的欲望在女性的世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主人公在对性的真实感悟中，体验到生理与心理的激烈冲突，并最终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成长为她自身所愿意接受的主体存在。<br/>“性”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存在的，作家在构思小说的时候根本就遗忘了关于性的设置，因而，主人公的成长与性无关。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危机主要还是与“革命”相关联，表现为其对理想信仰的茫然困惑。“性”在九十年代文学中是主人公成长的主食之二，他（她）也必定得通过身体上性的欲望冲动来逐渐达到其生理上的定型成熟，这也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危机的一种集中表现。主人公通过对美和女性的追求、对自身自然本性的冲动与把握，最终成长成熟起来。<br/>关于亲情和友情。和爱情类似，“十七年文学”中的亲情和友情也是政治话语下的讲述，它们为阶级感情所消融替代。骨肉亲情在血缘关系上固然无法斩断，在情感上却是可以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同时要成长要革命，又不得不与代表恶旧势力的家庭一刀两断，还得挺起身来，不仅在感情上更得在行动上做出决绝的斗争。比如林道静，黑白两种骨头象征着血统的两重性，她的革命便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必须通过改造彻底的洗掉剥削阶级的血液。如果家庭背景本身就是劳苦大众，那么伦理上的亲情因素相对而言会明显一些，由于基本立场的一致，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友情则更加表现为阶级兄弟的情谊，出身是先天的，但朋友可以后天自主选择，在同一的阶级阵线里才会有牢固的朋友感情。这个时代的亲情和友情是在党的光辉的巨大笼罩下的，甚至亲情的萌生来源于对党的崇高敬仰，党的恩情比父母的生养更接近于亲情的伟大。<br/>九十年代的亲情淡漠而异化，只在主人公远远的审视中现出一抹美丽和哀伤。家庭的亲情，或者若有若无虚无缥缈，或者根本就无感情可言。前者像《动物凶猛》中的“我”，父母的管束出于任何时代都有的“望子成龙”情结，但“我”却无法与他们交流，亲情像一层薄纱谈不上深厚也谈不上没有。倒是小说用其他孩子的父亲远在外地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像孤儿一样快活、无拘无束。”“我”的成长与父辈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后者在《在细雨中呼喊》里表现最明显，重回南门的孙光林与家庭隔膜而疏远，只能回味养父母短暂而淡淡的温暖。无名大火的同步出现让父亲一直视他为灾星，数年后考上大学的事实让父亲为他的从此“滚蛋”而十分高兴。他被排除在家庭的边缘，亲情在长久的孤单和冷落中消失殆尽。孙光林在家庭中的成长或许正来自于被遗忘时的自我审视与思考。女性小说中的亲情则总是给我扭曲的印象，童年的创伤深深地烙在心灵深处。倪拗拗的家里总是充满着战争的硝烟，谩骂和粗暴使得父爱消逝，母亲则将复杂的情感加倍的投射到她的身上；林多米自幼丧父，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家庭的温暖同样是遥远的薄纱。家庭为她们的成长蒙上了阴影，却也促使她们寻求自我成长的新空间和新方式。<br/>九十年代的友情真诚却脆弱，孙光林自身的敏感与乖僻让他的友情虽然美好却总是暂时的，“成年人的权威”同样可以让友情破碎；“我”和那些“坏孩子”之间的友情，在米兰的介入后也变得不那么牢固和纯粹了。友情的分分合合让主人公在欢乐和痛苦的交织中，逐渐学会了承受和理解，成长和成熟就体现在这种悄然之中。友情在女性小说中甚至有退场之嫌，她们并不在乎友情对自我成长的作用，而更多的表现为对同性的依恋情感，倪拗拗有着严重的心理幽闭症，林多米从蚊帐中获得安全感，在镜子前与自我对话。<br/>“亲情和友情”是主人公成长的例汤，作家创作时取用的不同，相应地决定了亲情和友情对主人公成长所起作用的份量的不同。十七年文学时期亲情和友情被阶级感情所消融替代，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主要来源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因而，他（她）所拥抱的亲人和朋友一定是同一阶级战壕里共同奋斗的战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亲情和友情没有传统印象中的温情与贴心，而主要表现为疏离、淡漠、脆弱、异化，主人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锻炼了自主的判断意识，可以在新的空间、用新的眼光重新冷静地审视自身的成长。<br/>综观上文，中国当代成长小说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个个体怎样通过生理和心理的种种挫折，尤其是若干次精神上的危机，而成长为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无论是革命、爱情、性，还是亲情和友情，等等，本文只是论述了成长小说所可能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归根结底，成长小说就是反映了主人公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成长，尤其偏重于精神上的危机和经历危机后的成熟。成长本身就具有双重内涵：它既是“生理层面”的，也就是“个体的人所经历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这样一个生命生长发育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这一‘成长’意味着个体存在的趋向成熟，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因而，成长小说也相应的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成长，我认为：把握住了这一点也就把握住了解读成长小说的纲领性内容，然后通过主人公在革命、爱情、性、亲情和友情等各个方面的体验中，逐渐成长成熟起来。十七年文学时期，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在革命中的磨练，描写出其信仰上的茫然到最终的归属和坚定的过程。九十年代文学时期，成长小说将生理上的冲突提到显性的位置，与其相伴的必然是心灵上的困惑与张扬，通过爱情和性等的纠缠冲突，个体最终在精神上确认自身的价值与位置，完成成长小说的成熟取向。</font>慢慢看。。。。。。。。。。。 博士论文吧？这么长！！ <p>挺好的。我喜欢成长小小说。</p> 晓姐姐，偶搬上小板凳慢慢学习。 欢迎妹妹！ 学习了！ <p>喜欢这样的理论文章。</p> 何晓姐姐您的QQ号是多少啊,我好想认识您啊!!!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我喜欢阆中何晓</i>在2006-9-19 18:27:00的发言：</b><br/>何晓姐姐您的QQ号是多少啊,我好想认识您啊!!!</div><p></p><p></p><p>我的Ｑ是：５４７７３３９８５</p><p>期待认识你。</p>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0 9:37:13编辑过][/color][/align]
<p>这么精辟，原来你是学者呀。</p><p>学习学习。</p><p>敬礼！</p><p>王海椿</p> 一篇很有水平的论文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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