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小说的尊严——《小说选刊》改版一周年答中国作家网记者问

　　记者： 《小说选刊》改版一年，您能否对此做一个回顾？
　　答：去年《小说选刊》改版，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以各种方式做了深入报道，贾平凹先生称“《小说选刊》的改版是发生了一桩大事”。一本刊物的改版能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引发反响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经过两代办刊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小说选刊》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辉煌品牌，她在文学界乃至全社会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二是尽管由于诸种原因，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迁移。但是，作为思想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母体，文学在彰显一个民族的气质，构建一个民族的魂魄，滋养一个民族的精神，引领一个民族的理想方面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文学仍投以关注的目光。
　　《小说选刊》改版，先后收到了读者几千份反馈，有来信、评刊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98%以上的读者对《小说选刊》改版给予了热情肯定，认为她在保持了《小说选刊》始终如一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贴近时代。2007年，在文学期刊市场日见萎缩的情况下，《小说选刊》一举扭转了下滑趋势，刊物提价，订数不降反升！这说明《小说选刊》所倡导的文学主张得到了广泛认同，《小说选刊》的改版获得了成功。
　　记者： 改版以来，《小说选刊》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是否得到了彰显？
　　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学的常识性问题被搞得比较混乱。比如，文学是为他人还是为自我？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文学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和庇护所，还是消极情感宣泄的垃圾场？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选刊》的改版就是廓清一些被遮蔽的常识，使文学崇高、博大、深沉，充满爱与真诚。事实上，越是向常识靠拢的文学，越是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情怀与功力，越是体现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刻度与标识。
　　《小说选刊》的文学主张在去年第一期的“小说之魂：现实、爱与真诚”一文中有过清晰的表述，这里不再赘言。
　　在闭幕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要求广大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作，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文学作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应该说，《小说选刊》去年改版以来所倡导的文学主张，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对文学界的期待与要求。一年来，我们忠实地践行了这些文学主张，推出了一批具有深宏精神内涵和强烈现实关照的小说佳作、一批具有血性与悲悯情怀的优秀作家。
　　总体而言，这些作家具有以下的共性，即血性与悲悯、揭示与深情、哀怨与抗争，否定与期待、抵制与救赎、批判与启迪构成了他们作品的经纬，他们的作品在深刻揭示了时下生活的缺陷与问题时，也向社会、向人生传递了一种温馨的祝福，他们用爱与真诚守望着小说的尊严。
　　记者： 通过一年来《小说选刊》的改版实践，您觉得时下小说创作当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答：就我们的视野所及，2006年的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党中央用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来概括文艺界的现状是恰如其分的。文学工作者肩负着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职责，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真反省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问题，有利于推进和谐文化的建设，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我们认为，时下小说创作大致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1. 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时候，要警惕伪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解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情感态度和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与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写作格格不入。它以同情心、客观性、批判精神为显著特征；特别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弱小者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又血脉相连。它在追求带有作家体温的叙事效果，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感受时，又具有了文化启蒙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它关注生活中的苦难与罪恶，同时，又主张在罪恶面前亮出正义的利剑，在苦难旁边点燃希望的篝火。如文艺学家M.H.艾勃拉姆所说，作品从真实世界的素材和完整的理想世界中取得主题。
　　不过，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价值立场被更多的人所认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警惕另外一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伪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主义的解构，这样的作品我们在阅读中已经有所接触。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呢？内容陈旧、故事老套、题材的重复和类型化。某一篇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反响，同一题材的作品就会随风而至；而且书写农村，全是乡村干部鱼肉乡里；书写民工，又每每是精神和物质生活双重窘迫；白领尽是灯红酒绿；官员总是勾心斗角——这其实与千姿百态的当下生活颇多隔膜。这种放弃了写作难度、关在书斋里编造拼接出来的作品，正像有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缺乏穿越生活经验走向艺术审美的能力和勇气，缺乏人性深度，缺少对现实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不能由当下的现实体验中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不能用审美理想关照和超越这种缺陷和不完美，无法使读者的阅读进入反思和升华的层面。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时下的生活，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本身的简单克隆和重复，它必须努力发掘生活中被遮蔽的世象，逼近人的生命内核，关怀人的精神处境，给人以思想的光照和情感的润泽；精神的引领与智力的支持。它要求写作者以心灵为笔，借助娴熟的艺术技巧，饱蘸生活的汁液才能写就。靠摹仿、拼接、编造和脱离了生活的冥思苦想是不行的。
　　2. 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决定其作品的美学层次。
　　托尔斯泰是一座文学高峰，而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俄罗斯作家普遍富于宗教情感、忏悔意识和自我完善精神。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博爱情怀以及浓浓的忧郁气质和坚忍品格，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走向伟大和高贵的途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拥有大片庄园和成群的农奴。但是，托尔斯泰却对这种侈奢的生活深感厌恶和羞愧，晚年时他只身出走，几天后因肺病病逝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来的小火车站的长椅上。这位老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世界上比我更困难的人多得是，去照顾他们吧！”很难设想，如果托翁是一个内心龌龊、自私狭獈的人，怎会以小说叙事成为人类的良心？！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利益重新得到组合分配——这本来是一个应该产生大作家的时代，但是为什么真正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以彪炳史册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鲜有出现呢？这就不能不谈到作家的写作姿态与道德立场。如果在未成名时，写作是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而成为生活中的贵族，一旦成名之后就习惯于被人前呼后拥，被媒体追踪包围，不再深入生活的底层，他的作品就会缺乏一种大气；他们的写作就会缺少近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民间性。
　　因此，作家采取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坚持什么样的道德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审美活动当然不等于对某种道德主张和观念的简单认同，但是说到底不能脱离一定的道德态度和选择，在小说创作中，叙事主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叙什么”和“怎么叙”都会受到叙事主体的叙事观念和个性的制约，反映出叙事主体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就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
　　我们读中外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常常会感受到作者对生活、对人生的诗性感悟，对于人性的美好体验和深刻理解，它可以使读者的心灵变得丰饶而洁净，聪慧而馨香。而读有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有时会感受到一种情抑气伤，因为作品中有太多的冷漠和残酷，使人的心灵因麻木而变得冷硬。只强调叙事技巧，而忽略小说伦理，成了一些当代中国小说家的通病，这些小说家的才华和学养由于偏离了的写作姿态和道德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这使我想到了巴金老人的一段话：“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这是一个老人垂暮之年的虚伪作秀吗？不，这是一颗伟大心灵的真诚坦露。如果缺少了这样的道德情怀和写作姿态，就不会有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巴金，大概也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段和今天距离很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无论是在写作姿态还是在精神向度上都值得我们与之衔接。